院士鄧中翰：走出中國式創新之路

　　41歲的“新科”院士鄧中翰：走出中國式創新之路

　　2009年，對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鄧中翰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

　　今年，他從美國硅谷回國創業滿10周年，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星光中國芯”成功打入全球市場，成為圖像輸入芯片領域的“一哥”，“星光”系列多媒體芯片已植入了蘋果、索尼、三星、戴爾等全球頂尖品牌計算機和手機中;

　　同樣是在今年，他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刷新了中國工程院最年輕院士的紀錄。

　　“出去，就是為了回來!”10年的“奇跡”只是一個開始，在新的起跑線上，他又將創造出怎樣的“奇跡”?12月16日，鄧中翰走上人民日報總編室和人民網聯合開辦的“文化講壇”，講述他對“中國創新、中國創造”的體驗與思考。

　　“我們完全可能創造出比西方更好的創新體系”

　　記者：錢學森曾多次發問：中國為什么培養不出創新型杰出人才?您具有橫跨中西的教育背景，在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您認為中西方有哪些差異?

　　鄧中翰：中西方在教育體系、教育制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首先，西方高校十分重視讓學生在不同學科之間“游走”。當年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時，用一份獎學金拿到了理學院、工學院和經管學院三個不同的學位。跨領域的學習讓我的思路得以拓展，為我回國創業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培養創新人才，不僅要交叉復合，還要敢于探索、敢于實踐。國外特別注重社會實踐，基本上每個假期老師都會逼著你去實習，我在IBM、伯克利國家核武器實驗室都做過“暑期的學生實習”。這是一種實踐輔助學習的方法。

　　西方學校還鼓勵學生敢于挑戰權威，這是國內比較欠缺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就認為敢于挑戰他觀點的學生才是好學生。

　　我覺得，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中，我們的觀念要放開一點、再放開一點。國內現在培養學生，很大程度上是命題式教學，創新棱角都被磨掉了。我們總說壓力變動力，實際上我們的學生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沒有活力。當然，國內學生的優勢是基礎非常好，我們今后需要做的，就是揚長避短，讓學生盡可能多地接觸了解不同的學科，思路開闊了才能觸類旁通，才能走向前沿、有所創新。

　　記者：除了人才培養，在創新體系建設方面，我們需要怎樣努力?

　　鄧中翰：我這十年來在中關村創業，對中西方創新差異的感受很深。在硅谷，創新不是看你發表了多少論文、申請多少科研經費、是不是得到什么科技獎，而是你的創新成果到底能創造出多少產值、擁有多少客戶、有多少人愿意付錢買你的產品、能否創造出改變人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產品。這種務實的創新思路，我稱之為“硅谷機制”。

　　2006年，我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要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這是西方最基本的常識，而在我國卻成為國策，這就是中西方的差異。10年前我剛回國時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很多人建議我建一個實驗室來推動芯片的發展。我第一句話就是“不行，我必須辦一家企業，我沒有辦法通過一個實驗室推動一個產業。”所以，中星微成立之初，國家財政投入變成風險投資，占65%的股份，而我們這些創業者卻占到35%，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

　　那么，能不能創造出比西方更好的一種創新體系?我覺得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中國正在造自己的大飛機，這就體現了一種制度的優越性。即使是在很難、很大的領域里，我們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動作，而這個創新工作不僅僅是來源于個人創新的想法。我覺得，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敢于探索出一條既有中國國情，體現國家意志，又能夠滿足市場機制和符合市場游戲規則的新的創新體系。

　　“要對學問有一種真正的愛好，把它當成人生追求”

　　記者：很多人把中國的創新乏力歸咎于科研經費投入不足，您怎么看?

　　鄧中翰：我們國家最近幾年投入的研發資金其實非常大，特別是在重大的項目里。據我了解，現在國內很多科研機構的條件正在改善，甚至不少國外的實驗室，里面的設備和裝修都比國內土一點、老一點。在這方面，我們最近幾年的投入，對科技的快速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但如何珍惜這些資金，珍惜國家政策的扶持，如何作出更好的成績，我們可能還要在許多方面做進一步的調整。

　　資金投入大當然是好事，如果資金大只是換來硬件的升級，而沒有在科研創新能力上有所提高，這是很可惜的。這又回到剛才所講的問題，我們的創新體系到底是以投入刺激為主還是以市場拉動為主。純投入的創新條件的改善，不見得有很好的創新成果。如果是以市場拉動為主，自然會由市場來判斷這樣的科研創新值不值得投入，是否可以取得創新的成績。以企業創新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就是要突出我們如何評價今天的投入到底產生什么樣的結果，這是機制的問題，非常重要。

　　記者：相較于應用科學，中國的基礎學科在國際上處于什么地位，要進一步發展，還欠缺什么?

　　鄧中翰：我們國家在基礎學科的投入所帶來的成績，現在已經逐漸顯示出來，在國際上文章發表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不過，要涌現出世界一級大師、做出一流的理論工作，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也許到那一天，就是我們國家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

　　要想進一步發展，我想著重強調一點，那就是為之而奮斗的純粹的理想。現在很多人只是把基礎的創新當做一種工作，當作一種申請經費的方法，而我在國外接觸到許多從事基礎科研的人，他們對自己所從事的學問有一種真正的愛好，把它當成人生追求。對學問的興趣和為之奮斗的純粹想法，非常值得尊重，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這樣的科學家。

　　有人說，國內高校和學術機構的“衙門化”作風影響了學術水平的提高。問題的確存在，在這個方面，殘留了很多計劃經濟體制的痕跡。我想，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科研體系、創新體系，并建立一種制度來保障公平與效率。

　　記者：近年來在學術圈內發生了很多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您認為如何從根本上遏制這種現象?

　　鄧中翰：關于學術腐敗的事例，近年的確聽到了很多。在工程技術和應用領域，如果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想要以欺騙的方式蒙混過關是很難的，市場會做最后的判斷。高校的情況相對復雜一些，我不是太了解。其實，很多國家都發生過學術造假的事情，我覺得經過這幾年的陣痛之后，我們的學術界會慢慢走向成熟，從制度建設等多方面入手，遏制這樣的現象發生。不過從根本上說，要使大家找到創新的快樂，這樣他就不會僅僅為了眼前利益和目標去造假，甚至做犯法的事情。

　　記者：您新近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您覺得院士頭銜對您今后的學術和工作會有什么影響?

　　鄧中翰：中國工程院院士是非常高的一個榮譽，除了很驚喜之外，更感到了責任。近幾年更多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入選，實際上是在鼓勵我們推動產業創新和發展。當選院士后，意味著我每天可能會加更多的班、多做很多事情，不過我很樂意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