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吳瑞，我還要感謝這些人”顧孝誠談CUSBEA項目

“現在，大家都認為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CUSBEA)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項目，CUSBEA學子也成長為非常優秀的學者。那么，當年這些優秀的學生是從哪里來的？又是怎么被選拔出來的呢？今天，我愿意在這里和大家共同回顧這段經歷。”近日，作為CUSBEA項目的中方負責人之一，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顧孝誠講述了曾經參與的CUSBEA項目中的人和事。
 
2007年7月21日，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CUSBEA)25周年慶祝會在北京大學舉行，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的Richard Gumport教授和夫人非常希望能參加，雖然因Gumport教授生病住院而未能成行，但夫婦倆還是在當天清晨通過電子郵件致信顧孝誠，請她宣讀他們的回憶和祝福：
 
“非常遺憾我們不能出席這次盛大的CUSBEA紀念活動。自從1984年我們第一次去中國面試CUSBEA學生以來，我們一直想了解你們每個人在事業和生活兩方面的進步。總的看來，CUSBEA項目顯然大獲成功，但這樣籠統的評價會掩蓋你們每個人的貢獻。在過去這些年里，常常有年輕的中國學者走近我們，問我們是否還記得他們。說實話，我們一般是記不得了，因為時光飛逝如電，我們面試了太多的學生。但我們非常高興有機會重新認識你們，了解你們的成就、你們的家庭和你們的種種冒險經歷。給我們寫信吧！”
 
日前，顧孝誠教授在北京大學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回顧了當年在地球的兩端為CUSBEA項目付出辛勤勞動的人們，包括北京大學的葉寧女士和參加面試的幾位美國教授和他們的夫人。顧孝誠說：“我想念并感謝他們。”
 
CUSBEA北京“首席執行官”
 
1981年3月24日，美國康奈爾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吳瑞和助理教授戴碧瑾聯名致信時任中國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提出設立CUSBEA項目、選拔優秀的中國本科畢業生赴美國接受博士訓練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間，兩人又聯絡50多所美國大學，詢問它們是否愿意參加CUSBEA項目，40多所大學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1981年4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向嚴濟慈介紹了吳瑞的初衷；1981年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請吳瑞到北京商談，7月1日，教育部將執行CUSBEA項目的責任委托給北京大學校長、生物化學家張龍翔教授，并決定該項目是中國政府公派留學生計劃的一部分。
 
而這時，北京大學生物系副主任的顧孝誠教授對這一切一無所知。“1981年初夏的一天，騎著自行車的張龍翔校長在北大的校園里碰見我，跳下車來，興奮地對我說，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請他做CUSBEA項目中方協調人，他正在尋找一位幫手，問我是否愿意。盡管我什么也不知道，但還是一口答應：‘好吧，跟你干。’我就是這樣與CUSBEA產生的聯系。”顧孝誠說。
 
種種的因緣際會，顧孝誠成為CUSBEA項目在北京的“首席執行官”。
 
這是國家的需要
 
當吳瑞在美國忙碌時，顧孝誠則在地球這一端忙碌。
 
“CUSBEA只是我的副業，為了這事我可不知吃了多少苦頭。今天我也并不以此為榮，因為這是為國家做點事，我也不后悔，因為我覺得這是值得的。”顧孝誠說。
 
電報是20世紀80年代初信息傳遞的主要工具。每年3月28日前后，當美國大學決定錄取某位CUSBEA學生時，就會通過電報通知張龍翔或顧孝誠。有時一位學生會被兩個以上大學錄取，但也有學生沒有被任何一所大學錄取。為了保證每位學生都能被錄取，CUSBEA委員會會對這種情況作適當調整，甚至啟動第二輪申請和錄取。
 
“那個時候北京大學還沒有傳真機，為了發個傳真，我要跑到復興路的電報大樓，而且中美有12小時的時差，我必須晚上過去，保證他們早晨上班收到傳真。反正我從來沒有耽誤過任何一件事。好多年后北京大學才有了一臺傳真機。”顧孝誠說。
 
顧孝誠還要到北京機場接送面試的美國教授。美國教授的飛機都是晚上到，而且那時的國際航班沒有不晚點的，只要我在，顧孝誠都去接送他們，也因此和這些教授成為終生朋友。
 
為什么要接受這個任務呢？“因為我深知‘文化大革命’10年對高等教育的破壞有多大!我深知！那時候說了好多年的四化，可是‘文革’10年不但沒有實現四化，而且還更加倒退了。那時候你只要是個實實在在的中國人，你就愿意讓你的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顧孝誠說：“你問我為什么愿意接這個活兒，我覺得很簡單，這是我們國家的需要，也是我們應該做的一件事，北京大學就是應該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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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葉寧
 
1983年，為CUSBEA而忙碌不已的顧孝誠需要一個幫手，她看中了在北京大學動物房做飼養員的葉寧，于是調她來幫忙。那一年葉寧24歲，她共參與了7屆CUSBEA的工作。1992年，年僅31歲的葉寧因乳腺癌去世。
 
“我至今很想念她！”15年后的今天，顧孝誠含著眼淚、哽咽著談起這個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女孩：“她去世時只有31歲，那年我62歲，今年我都77歲了，我非常懷念她、尊重她。我愿意說這個項目有葉寧很大的貢獻。當年，她和那些學生的年齡差不多，而她只有中學文憑，命運和他們迥異，她沒日沒夜地幫助這些學生填申請表、辦護照、辦簽證，送他們出國，從來無怨無悔。”
 
葉寧是“文革”時候北大附中的高中畢業生。“她上中學時成績很好，但她媽媽得了一種遺傳病，她伺候媽媽好幾年，學習給耽誤了，沒考上大學。”顧孝誠說：“她是在媽媽去世后頂替她媽媽的職位來北大的，那時我正好缺一個幫手，就把她找來幫忙。她就這樣一直跟著我。剛開始時她真的什么也不懂，可她聰明，又非常勤奮好學，到后來，好多事情都是她一個人辦了，她一個人能應付與近百所美國大學的聯絡，她甚至還可以獨自去廣州幫那些學生填表。她是我第一個也是最可愛的一個秘書。”
 
直至去世，葉寧的名分仍然只是工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北京市出臺了一個政策，允許她這類人參加補考，考試合格者在獲得國家承認的文憑后，就可以有資格申請從工人提干。這種考試連續進行了3年，但每次的考試時間正好是CUSBEA大忙的時候，她因此從來沒有要求請假參加考試。
 
葉寧生病時顧孝誠曾經特別對她說：“我真后悔，沒讓你好好考試。”葉寧說：“我不后悔。”顧孝誠說：“我覺得葉寧一輩子對公對私都無愧于世界。最可貴的是，她一輩子勇敢，生病以后還跟著我干，直到最后實在干不動了才停下來。”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命運
 
CUSBEA創辦之時，中美剛結束了30多年的隔離，彼此間還十分不了解，GRE和TOFEL考試尚未在中國展開。為了順利打開美國大學接收優秀中國學生的大門，吳瑞在與中國教育部的協商中堅持按美國大學的標準考試：第一，由美國大學出考題，學生用英語答題；第二，由美國大學的教授對考試合格的學生進行面試。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Manfred Karnovsky教授和夫人參加了首屆CUSBEA學生的面試。Karnovsky夫人是心理學者。Karnovsky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他資歷深，經驗豐富，曾做過哈佛醫學院的生化系主任、哈佛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人也很好。他在這些面試的教授里面好像是個頭兒一樣，實際上他是幫著吳瑞做，把這個事情做下來了。”
 
但當初吳瑞并不認識Karnovsky，事情是怎么開始的呢？顧孝誠說，吳瑞要做CUSBEA，就要在美國的華人中找線索，商量哪個美國人可以幫忙做這件事。于是，他找到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教授林繼儉。林繼儉的父親林存規教授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創始人之一，林繼儉當年在北大也是學法律的，20世紀50年代初到美國哈佛醫學院改學生物學，他的老師就是Karnovsky。Karnovsky很喜歡林繼儉，極力推薦他留在哈佛醫學院工作，這在20世紀60年代是很不容易的事。
 
從1981年到1986年，Karnovsky夫婦參與了3屆CUSBEA學生的面試。1998年，80歲高齡的Karnovsky因腦癌逝世。哈佛醫學院以他的名字設立了一個獎學金，資助優秀國際學生到哈佛念書，當時大家猜測，其中肯定會有名額是給中國學生的，果然如此。哈佛發現中國學生的質量很好，后來CUSBEA學者之一、哈佛醫學院教授施楊每年都來中國面試學生。
 
今年，哈佛醫學院為紀念林繼儉去世一周年舉行追思會，Karnovsky夫人將追思會的材料寄給了顧孝誠，她在信中寫道：“CUSBEA這個項目把我們聯系在了一起，這個項目不但改變了這些學生的一生，也改變了我們這些參與人的生活和命運。”
 
情系康奈爾
 
CUSBEA確實改變了顧孝誠的生活，她和許多CUSBEA的學生和教授成為終生的朋友。
 
顧孝誠的父親顧振早年考取“庚子賠款”，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他在康奈爾大學獲得機械工程系學士學位后，又獲得了康奈爾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之后回國參與鐵路建設，曾做過京奉鐵路的局長、天津開灤礦務總局的中方總經理等職。但是，顧孝誠7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所以，她對父親的過去知之甚少。
 
1985年，顧孝誠訪問康奈爾大學，接待人之一是面試第一批CUSBEA學生的康奈爾大學教授Keith Moffat。Moffat因CUSBEA項目而結識顧孝誠，并得知她父親曾留學康奈爾大學。這一次，他為老朋友顧孝誠送上了一份珍貴的禮物：他到康大的校友檔案館，將顧振當年在康奈爾大學辯論會上獲第一名的照片和文章找了出來。
 
在康奈爾與CUSBEA項目之間還有一段佳話。
 
1984年，CUSBEA項目加入了英語考試，英語試卷是由中國科學院研究院生的李佩教授出題的。李佩1947年赴康奈爾大學留學，她的丈夫、中國兩彈元勛郭永懷則是1946年到康奈爾大學任教，是康奈爾大學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創始人之一，兩人帶著女兒于1956年回到中國科學院工作。
 
2007年7月，當李佩在家中讀到《科學時報》上關于CUSBEA項目25周年慶祝會的消息時，她立即打電話索取顧孝誠的電話。因為李佩的父親留學回國后也曾在天津開灤礦務總局工作，和顧振是好朋友，兩家當年在天津時就認識。李佩和顧孝誠這兩位老人在電話上談了很久。
 
中國人民真好 中國學生真好
 
采訪快結束時，顧孝誠說：“如果想寫可紀念的人，我還愿意給你們講一個人：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醫學院的David W. Allmann教授，他和太太真了不起，他們參加了4屆CUSBEA學生的面試，這個項目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從此愛上了中國人。”
 
“每當Allmann知道CUSBEA的某位學生要到印地安那州立大學留學后，他和太太就會與這位學生聯系好，自己掏錢先把學生宿舍的房子租下來，將廚房里的炊具、油鹽醬醋都買好，然后開車到機場將學生接回來，看他做出第一頓飯吃下去，知道這學生不會餓肚子了才離開。Allmann教授說中國學生剛到美國時上課聽不懂英語，Allmann太太就親自免費給學生們補習英語，直到他們能聽懂為止。”
 
“Allmann夫婦后來多次來中國，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來中國多少次都記不清了，我問他為什么這樣喜歡來中國？他說：‘我覺得中國人民真好，中國學生真好！’”2007年，Allmann因肺癌去世，去世前他告訴顧孝誠，有一位CUSBEA學者已經在印地安那州立大學醫學院做系主任了。2006年，印地安那州立大學校長率團來北京大學訪問，顧孝誠正好要到美國探望女兒，臨行前，她叮囑負責接待工作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顧紅雅說：“你一定要向校長說說，Allmann教授有多好，對中國人民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顧孝誠說：“我總是盡力，凡是對中國人民、對中國年輕學者、對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有過貢獻的人，我都感謝并紀念他們，我還想方設法讓大家都知道他們，特別是那些作過貢獻而卻始終默默無聞、無緣出名、更談不上受獎的同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