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回國博士后從助理教授做起

　　中國科學界浮躁的原因有很多，改變這一局面有一個可行的辦法：在對科學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況下，降低職稱。

　　具體而言，博士后起步的教職應該是助理教授，同時享有中國目前“正高”的待遇（如成立獨立課題組、擔任博士研究生導師等等），但必須經過晉升副教授和正教授的兩輪評審。在研究所，相應為研究員、高級研究員、資深研究員。

　　本文以生命科學領域為例，進行論述。

　　生命科學界這20年的基本情況是：在國外做過博士后的，回國立即做正教授（有的比國外的導師職稱還高），再做一兩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幾篇同領域最好雜志的論文，就可以做院士。他們的科學程度（不是所有人）大致到此為止。

　　這樣，在國際大學晉升副教授的時期，在中國就可以做院士。而在中國做了院士以后，各種事情就多起來，做科學的時間和精力大為減少，科學活躍期結束比較早。盡管不少人做院士后資源增加，文章數量增多，但真正質量和高度有提高的極少。

　　如果中國的科學，至少生命科學，只以做到國外好的大學副教授為學術退休的標桿，那么，雖然中國科學界有非常優秀的人、認真工作的人，其學術往更高、更深發展的可能性就大為減少。在科學水平本來就不如國際先進的情況下，如果研究的活躍期比國外教授還短，那么中國科學就只能在中、低層面追趕。

　　因為職稱高、沒有評審的后顧之憂，許多人就熱衷通過搞關系奔經費，而不是靠學術。中國生命科學界，90%以上的教授90%以上時間不聽學術報告。有些人不聽國際重要科學家的報告，卻為了當選院士的選票而只聽國內院士的報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教授，雖然條件比現在差，科學熱情卻高很多，騎自行車、搭公交車去聽學術報告。現在，很多單位，不僅教授不聽國際學術報告，甚至發出邀請的領導本人都不去聽。

　　有職稱晉升才能真正嚴格要求、嚴格考核。如果從正高開始，對于其約束就比較困難，只能憑其自覺。而事實上有些人并不自覺，單位也沒辦法。而如果從助理教授開始、需要兩次晉升，那么，對于一般的人，都需要10年左右時間、而且需要有較好的工作才能升為正教授或資深研究員。經過兩次評審后能晉升正教授的人，會養成好習慣，以后也會珍重自己。這對于改變中國目前的浮躁，可以起清涼劑作用。

　　中國職稱普遍太高，原因是歷史性的。上世紀90年代迄今，因為中國科研條件和個人待遇比較低，難以吸引國際市場的人才，所以只好以高職稱作為補償，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措施。

　　現在，對于中國最好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而言，科研條件和個人待遇已不是問題，不該再固守成規，繼續給予廉價高職稱。目前不僅在發達國家，就是在臺灣和香港，博士后的職位也是從助理教授做起。

　　低職稱起步能否實行，關鍵在于單位領導。在條件同等的情況下，繼續給高職稱有利于與國內其他單位“競爭”，短期“政績”會很好看，而從嚴要求、給低職稱的效果10年、20年后才能顯出。有些單位怕得罪人，不敢或者不愿負責任，繼續送高職稱，表面上“皆大歡喜”，其代價是今后該單位不能淘汰不稱職的人，而積累的問題只能留給后任領導。后任所長或系主任即使一上任就恨不得開除無能無德的教授或高級研究員，但因為人家“身居高位”多年，也難以實行。如果他們負責任的話，會不得不想辦法改革；否則就是蕭規曹隨，繼續把問題留給后任。

　　值得慶幸的是，國內已有單位開始低職稱改革。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從2004年建立起，一直以“助理研究員”起步；但為與國內實際“接軌”，其中文職稱仍稱作“研究員”。現在，NIBS年度總經費已經明顯低于中科院多個相近規模的研究所，而其取得的成果明顯較好。NIBS現在可謂“價廉物美”，有幾位研究者的水平甚至超過國內同領域的院士。他們之所以不浮躁、水平高，職稱起步低、要求嚴格是重要原因。

　　我于2007年9月到北大生科院以后，新聘的起步課題負責人都只給英文職稱“助理教授”（中文職稱為“研究員”，原因和NIBS相同），一直到做正教授后，才能英文和中文都稱為“正教授”。我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對學校負責，也是為了受聘人員自身。如果做得好，他們會成為真正和國際接軌的正教授。

　　我相信，減少中國科學界的浮躁，需要的當然不僅僅是一個辦法，但降低職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