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創新中國論壇在京舉行

李政道

李佩

王志珍

黃祖洽

葉銘漢

秦伯益

朱清時

張信剛

張杰

吳德星

胡建淼

林崇德

韓水法

章啟群

熊丙奇

　　 王長樂

　　10月31日，以“求答錢學森之問：中國如何培養創新人才”為主議題的首屆創新中國論壇舉行，來自全國教育界、知識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會聚一堂，針對創新與人才培養領域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在主旨報告中，以自己的求學經歷回答了“錢學森之問”。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在開幕式上指出：未來五到十年是我們真正培養創新人才、成為創新國家的一個最好的機遇期；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要加快教育改革。

　　此次參會的，既有中國大學的掌門人，包括：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杰，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北京交通大學校長寧濱，香港城市大學原校長張信剛，中國海洋大學校長吳德星，浙江工商大學校長胡建淼；也有科技界的專家，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勛黃祖洽，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還有教育領域的學者，包括：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章啟群、韓水法，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林崇德，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王長樂等；還有一位特別的嘉賓——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先生的夫人、錢學森先生和李政道先生的朋友李佩。他們以各自的經歷與視角，從創新人才的基本特征與品格、創新人才對成長環境的需求、創新型大學的社會環境分析、中國大學的制度與創新能力、中國大學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構建、中國傳統文化與民族創新性等六個方面各抒己見、切磋交流，探討了創新人才的成長規律和培養機制，分享了前沿的創新教育理念與教育實踐。

　　論壇開幕式、大會特邀報告、圓桌會議、閉幕式分別由科學時報社社長、總編輯劉洪海，北京師范大學常務副校長董奇，中國海洋大學校長吳德星，中國海洋大學黨委副書記李耀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學術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葉銘漢主持。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的重大決策，人才強國戰略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戰略。《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要圍繞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以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為重點，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工程師和高水平創新團隊，注重培養一線創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建設宏大的創新型人才隊伍。

　　縱觀人類教育科技發展史，無數豐碑式的人物以他們的才學、成就和品格，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回顧中國史上眾多大師，像錢學森、李四光、陳景潤等科學家，他們不僅擁有廣博而扎實的知識，身上還流露出高尚的情操。愛因斯坦曾說，第一流的科學家，他們對于社會的貢獻不僅僅是科學研究，也包括他們的人格魅力。培養21世紀的創新人才，要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樹立學生良好的個性與品格。

　　那么，何為創新人才？創新人才應該具有什么特征與品格？

　　香港城市大學原校長張信剛指出，鑒定創新人才可以從三點出發，一是發現自然或社會現象并能認知到其意義者；二是將既有的原理或材料加以組合使之具有新用途者；三是從似乎無關聯的事件或現象中察覺到其關聯者。

　　張信剛指出，創新人才共有的特征是：第一，好奇心強，善于觀察，對從事的領域興趣強烈；第二，樂觀堅毅，個性較突出，不人云亦云，堅持自己的信念；第三，并非孤芳自賞，善于闡述自己的理念，善與他人溝通的“團隊合作者”。

　　中國海洋大學校長吳德星則認為，創新型人才的基礎是人的全面發展，創新型人才應該是個充滿好奇心，表現出非凡的想象力、洞察力和邏輯推理能力，且自由、獨立發展的人。作為人才的孕育之地，大學首先應該重視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的教育。其次，要為學生積淀濃郁深厚的人文藝術底蘊。同時，學校要營造敢于求新立異、習于公開競爭的學術氛圍，鼓勵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容聚富有創新精神的名家薈萃的師資隊伍，并增強學生對國家和人民的強烈責任感。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林崇德及其學生，通過對創新拔尖人才的創造性群體課題的研究發現：自然科學創新人才的重要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內部驅動的動機形式、面向問題解決的知識構架、自主牽引性格、開放深刻的思維與研究風格、強基礎智力五個因素。他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創新動機不僅包括關注活動過程本身的內在興趣，而且還包括價值內在化程度較高的外部動機，以及與內在興趣緊密聯系的情感體驗。

　　“中國的學校教育，要改變傳統的重知識、輕能力、重技能、輕創新的做法，要改變培養模式過于單一的教育模式，構建出能夠滿足多元需求，真正適應發展的教育體系。”北京師范大學常務副校長董奇認為，學校應該幫助學生樹立敢于挑戰權威、敢于探索的精神，要對具有創造性、批判性思維的人具有包容心，要培養學生的社會理解、社會責任，進行教育創新，就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創新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不斷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求知欲。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章啟群也認為，每個個體成長的第一階段就是接受教育，文明不僅是獲得知識，還要獲得道德和教養。

　　“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目標體系中，知識探究是基礎，能力建設是核心，人格養成是根本。”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杰也認為大學階段能力建設和知識探究固然重要，但是人格養成更加重要。他認為能力和知識在還可以繼續深化、提高，但完整人格理念需要在大學形成。要培養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知識整合的能力、交流和溝通的能力。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了人才培養模式的不同。張杰認為：“從教育目的上，東方的育人理念主要講究的是廣泛的修養和廣學博識，而西方的育人理念著重的是理性的啟蒙和科學的方法；從知識觀來講，中國或者東方的知識觀主要是強調傳統文化，而西方的知識觀主要是講究尋求真理；從教學觀看，我們東方主要著重傳承知識，西方是產出知識；教學方法上，中國主要以講授為主，而西方是以思辨為主，但實際上中國和西方的很多大學可能都在兩個極端之間；從學術態度來講，東方習慣于尊重學術權威，而西方鼓勵挑戰學術權威。”

　　師道，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的責任有三，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決疑難問題。教師是人才培育的靈魂工程師。良師就像黑暗中的一盞領航燈，指引學生到達成功的彼岸。

　　李政道指出，精英教育指對“精英的學生”由精英的老師作“一對一”的教導。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大學生與教授研究員的比例，分別為3.2和2.5，平均兩三個學生就有一位老師。他回憶在芝加哥求學時，他的導師費米教授特別注重培養自己的博士生自力更生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每星期都會花半天時間對他作一對一的教導。并提出一些問題，讓學生自己找到解決方法，以增強學生的自信與興趣。

　　費米特別注重培養自己的博士生自力更生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李政道回憶說：“費米教授對我說過，‘任何物理疑問，都應經過自己獨立思考，找出路徑，克服困難，尋求答案’。”費米的教學方式影響了李政道一生對問題的思考方式。

　　談到創新人才對成長環境的需求，張信剛則認為，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影響個體的成長。從家庭方面來看，父母不要強調聽話的孩子就是好孩子，要鼓勵孩子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打擊孩子天生不隨大溜的行為，這是一種創新，與反社會行為是不同的；在學校，老師要善于布置沒有固定答案的作業，因材施教，把教學重點放在學而不在教，不要用太深的學問嚇倒學生，不要輕易批評學生“不成熟”的見解，不要輕易把學生引導到自己的思路上；另外，要鼓勵有意愿創業和發明的人，社會不要給予失敗的人過大的壓力，在中國破產象征著人格的缺失，如果有破產法律的保證，失敗的人還可以東山再起。

　　林崇德等研究發現，科學創新人才的成長由自我探索期、集中訓練期、才華展露與領域定向期、創造期以及創造后期五個階段構成。“在科學創造人才成長過程中，有以下因素影響到科學創造人才的成長：導師或類似于導師的人指引、交流與合作的氣氛、父母積極鼓勵的作用、中小學以及大學教師的作用、多樣化的經歷、挑戰性的經歷、青少年時期愛好廣泛、有利于個體主動性發展的成長環境以及有利于產生創造性觀點的研究環境。”

　　他認為，開展創新教育，培養創新型人才，要堅持東西方教育模式有機結合，相互吸收，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創新教育的關鍵在于轉變教育觀念：一是貫穿于科學教學中，二是設計創造課程和訓練創造機能。因此，青少年創造力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既要樹立有利于青少年創造力發展的育人環境，還要采取切實有力的培養措施：既要重視學校教育，也要重視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在學校教育中要堅持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知識教學與創造力培養相結合、東方教育方式與西方教育方式相結合、選擇靈活有效的教學方法，提高青少年的創造力。

　　“大學的使命是培養人才，靈魂是學術追求，本質是創新。”張杰認為，研究型大學的本質就在于，把一群極具創新思維的教師和一群極具創新思維的學生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的創造力互相激勵，產生使學生受益終身的創造能力、創新力和智慧。“大學是這樣的場所，追求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傳播，更加追求知識的創造，所以從大學的本質和大學的定義大家可以看到，特別強調的都是創新能力、創造能力。”

　　這一看法與董奇的觀點不謀而合，董奇認為，學生的頭腦不是用來填充知識的一個容器，而是一個待點燃的火種，教師的職責就是要幫助學生把這個火種點燃。進行教育創新，就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創新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不斷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求知欲。

　　張杰認為，現在的大學可能要更加注重學生知識的整合能力，因為知識的獲取渠道多種多樣，學生們到了社會上所需要的能力不再是一個單一門類知識，而需要很多門類知識的整合。另外因為文化的多元化，使交流和溝通成為學生進入社會后特別重要的能力。如李政道先生屢次提到的，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能力是創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礎，然后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尤其是對中國學生來講。“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強調的是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法，而不是題海戰術，把一切問題都在課堂上解決”。

　　上海交通大學在認識到這些問題后，曾在2007年作了一次為期8個月的教育理念討論，決定改革教學大綱，逐漸改成一個以能力建設為核心的育人體系。

　　“當前中國教育不是常態，而是變態。”章啟群直言，目前有“三座大山” 窒息中國教育：“官本位”的教育體制，應試教育模式，望子成龍的社會觀念。

　　章啟群指出，“官本位”體制對于中國教育的扼殺與危害，是個不爭的事實。因為，“官本位”把學校變成政府的衙門。“從根本上說，中國現行的教育體制，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體制。試想，我們用‘計劃’無法管理經濟，怎么可能用‘計劃’來管理教育呢？換言之，政府連一個生產企業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夠管理好一個大學？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本位’教育體制，不符合教育發展規律，已經遠遠落后于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的現實”。

　　第二座“大山”，是指當下中國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應試”而來。為了高考，升學率是中國每個中小學追求的目標。更嚴重的是，對于高考的沖刺，已經從幼兒園甚至胎教就開始了。高考是個必須要過的獨木橋，分數是硬道理。他認為，任何教育都是要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教育不是那種培養少數精英而傷害大多數的教育。讓走出校門的“大多數”成為這個社會冷漠無情甚至是具有對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學教育真正的失敗。

　　第三座“大山”，“望子成龍”的社會觀念，讓學生和學校都處于泰山壓頂之下，變得畸形。人們把孩子的未來當做家庭的唯一重心，而且，這個未來的關鍵就是高考。于是，從孩子受孕的時候起，向這個終點的沖刺就開始了。

　　章啟群認為，這“三座大山”窒息中國教育發展，實質上在扼殺中國的下一代。三者關系是：“官本位”是基礎，它維護應試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直接產生危害；而家長和社會觀念雖是被動的，但推波助瀾。

　　中國教育必須推倒這“三座大山”。但是，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有一個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團阻擋中國教育的真正改革。只有用“市場”的杠桿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讓“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復教育原本的功能。章啟群提出，中國教育要推倒這“三座大山”的唯一辦法是：真正實現民間資金進入國家教育，興辦私立大學。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要讓杰出人才冒出來，對大學來說，應該努力重建教育土壤和學術土壤。而最為關鍵的，就是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他認為，近年來，我國教育出現行政化傾向，家校矛盾、師生矛盾加劇，教育質量下滑，都與政府和學校之間，學校與教育者之間，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關系沒有理清有關，其中，政府與學校的關系尤為關鍵。具體表現為政府部門將舉辦權、管理權、辦學權、評價權獨攬手中，造成學校對行政的嚴重依附，失去辦學特色與個性。

　　大學辦學自主權為何缺失？熊丙奇說，從《高等教育法》本身就可看出端倪，在這一部法律中，居然沒有“法律責任”一章，也就是說，如果政府部門越權干涉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大學將無處獲得救濟。在過去10年間，縱有諸多大學校長在兩會和各種論壇表達不滿，但政府部門干涉大學辦學自主權的事還是頻頻發生，最為著名的就是行政化的本科教學評估。與此同時，由于高校的財權、人事權掌握在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手中，大學也逐漸習慣于對行政的依附。

　　保障高校的辦學自主權，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然選擇。為此，需從法律保障與校內管理制度改革著手推進大學自主辦學進程。

　　依法治校，成為作為國家高教改革“試驗田”的南方科技大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介紹，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與南方科技大學立法工作正分步有序推進：市政府編制《南方科技大學暫行管理辦法》已完成。第二步，起草南方科技大學條例（簡稱《條例》）。在《南方科技大學暫行管理辦法》編制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完善、起草《條例》。目前，《條例》已經列入了深圳市人大2010年立法預備項目。第三步，完善制定南方科技大學“章程”，保證學校長遠地依法治校，真正實現“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

　　朱清時說，南方科技大學的目標，就是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從一張白紙開始，為我國試辦一所小規模、高質量培養創新人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

　　錢學森先生在與身邊工作人員的最后一次系統談話中，轉述了馮·卡門教授對創新的理解：“有沒有創新，首先就取決于你有沒有一個‘good idea’。有人說：‘卡門教授，你把這么好的思想都講出來了，就不怕別人超過你？’馮·卡門說：‘我不怕，等他趕上我這個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遠去了。’”

　　錢老的描述不僅把一位個性鮮明而且學術精深的老先生展現給了我們，更讓我們領略到加州理工學院濃厚的創新精神和公開競爭的學術氛圍。

　　吳德星直言：“在國內的大學中，像馮·卡門這樣的教授和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學術氛圍濃郁的大學，大概不多。”他認為，這跟我們的傳統文化有很大關系，和光同塵、不敢為天下先、“木秀于林風必催之”的古訓，已經成為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行為規范，甚至是無意識行為，使得敢于毛遂自薦，脫穎而出的優秀人才總如鳳毛麟角。

　　“中國的大學有責任在實踐中逐漸扭轉這種不利于人才成長，也不利于發現人才的文化意識，通過持續不斷地融入科學精神和創新意識，培養敢于求新立異的個體，營造公開競爭的學術氛圍，吸納西方文化之精華，摒棄傳統文化之不足，使我們的傳統文化煥發新的活力和生機。”吳德星說。

　　多年的辦學工作經驗使吳德星深切地體會到，大學和個人的發展在根本上取決于文化，文化是大學的核心競爭力，文化產生凝聚力、創造力、教育力和影響力。

　　“文化決定著我們的境界、選擇和行為方式，文化從最深處、最細處、最根本地影響著我們的事業和個人的發展。”吳德星說，“對于大學來說，文化是事業的靈魂，對于個人而言，文化是自立自強的根本，文化是創新人才培養的基礎。”

　　據統計，自1901年諾貝爾獎創立至今，共有608名科學家和工程師獲得了三大科技領域的諾貝爾獎。其中有246位是美國人，占獲獎總人數的44%，名列第一。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比例不到5％，而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卻如此眾多。有研究者認為，其中奧妙就在于美國是一個以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著稱的國家。

　　“可以設想，身處多元化文化氛圍的教師和學生，隨時隨地都可能在視覺、聽覺、感覺和思想等方面得到意想不到的沖擊和樂趣。這在激發他們自身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同時，也由此獲得了國際性的視野、思維，更容易尊重和包容他人的觀點和行為，從而為創新人才的產生和成長提供了基本的文化土壤。”吳德星認為，以多元性和包容性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生存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移民國家中，在我國的傳統文化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元性特征，使得我們的文化情感和行為習慣中較難形成對新奇思想的持續性包容和支持。

　　因此，吳德星指出，在構筑大學文化時，需要在頂層進行有意識的設計。

　　首先，人才培養必須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的教育，這是培養人才責任感和民族精神最核心、最本質的教育。

　　第二，在符合學校事業發展戰略的前提下，支持學科多樣化發展，鼓勵學科交叉，促進學科融合，通過科研與教學相結合，使學生獲得更加廣闊的學科背景和學術視野，為其在學術上進一步發展夯實基礎。

　　第三，從根本上改變填鴨式的灌輸教學模式和以分數為導向的質量評價體系，提倡研究式的教學，探究式的學習，支持和鼓勵學生提出“莫名其妙”的問題，勇于標新立異、大膽實踐，激發學生的求知欲、開拓意識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第四，提高學校的國際化水平，吸引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價值觀的教師和學生在一個校園中學習生活。逐步在校園中培養有品位的、各異的亞文化，匯聚成高層次的，能夠相互欣賞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主流文化，從而為創新人才的產生和成長培育深厚的文化土壤，為大學的發展增添更多的活力。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把建設創新型國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

　　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強大力量。文化是創新的母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聲。

　　中華文化歷來包含鼓勵創新的豐富內涵。我們是火藥、造紙、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的后代，是長城、大運河建造者的子孫。不斷創新的古代文化，曾使我們民族走在世界的前列。

　　正如張信剛所言：“中華文化中沒有阻礙創新的基因。”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矢志邁向創新型國家的行列。反觀現狀，重灌輸輕培養、重應試輕素質、重趨同輕個性、重服從輕創造的教育體制，影響著青少年創新素質和創新品格的養成；科學精神尚未在許多科技工作者的頭腦中生根，懷疑、批判的意識不強，進取、超越的信心不足，科技創新能力還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徘徊；企業的自主創新意識淡漠，不少企業的價值取向仍是短期掙“快錢”，關鍵技術自給率低，競爭能力的形成過于依賴引進而非自身創造……

　　可見，我們的文化環境對創新事業的承載能力亟待提高，一些阻礙創新文化形成的觀念、制度弊端亟待克服。

　　“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未能孕育出系統龐大的科技文明，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所謂‘奇技淫巧’的輕視和不注重邏輯思維訓練的傾向有重要的關系。”吳德星指出，“只有把近代科學精神有機地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華文明才能重放光芒。”

　　“一個國家的大學發達與否并不一定與這個國家及其民族的復興相關，然而一個大國的大學體系發達與否卻始終是與這個國家的發達與強盛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韓水法表示，“中國大學的興起原本就是中國社會根本變革的標志和產物，而其最早的目的與功用就是發憤圖強。”

　　就如韓水法在《大學與學術》一書中曾經指出的那樣，在現代社會，大學是新知識、新思想及其理論體系最主要的、穩定的策源地，不僅如此，它同時也是造就這些新知識和新思想及其理論體系的人的淵藪。今天，文明的生命力、獨特性和力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來自于這些新的知識、思想及其體系，尤其是具備和創造它們的人。因此，簡單地說，“大學就是文明的內力與內功的策源地”。

　　韓水法還認為，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并非只是一件中國人的事情，也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件，因為這關系到世界文明多樣性能否得以維持的至關重要的問題。維持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局面和態勢，是人類積極生存的必要條件和基本環境。

　　張信剛認識一位來自浙江小鎮的女研究生，她的祖母沒有文化，對她說大學畢業為什么要讀研究生而不去當官呢，讀研究生以后只能當一名大學老師，她的祖母對她有點失望。她的外公有文化，又是另外一個想法，女研究生將來沒人娶，怎么成家呢？這個女孩很困惑，她問張信剛該怎么辦，張信剛對她的家庭不太了解，也沒有辦法給她答案。但是，張信剛希望大學老師受到社會尊重，就沒有奶奶或者爺爺說的，讀書是為了進政府當官而不是去當老師。

　　張信剛認為，作為一個大學教授，如果他的生活可以讓他無憂無慮，生了病可以看病，小孩可以念書，這樣社會上必然有一部分人把追求真理、創造學問、傳授知識作為人生的興趣和人生的志向，這種狀況下大學教員們才能真正地發揮作用。“至少我在美國教書21年，在美國的很多大學城里，就是小城，很多人不是說不知道換一個職業到華爾街去可以賺更多的錢，但是那些錢對他來說沒有意義，他只要有一個一般來說過得去的生活，子女教育有保障了，他就把他幾乎全部的精力放在他所追求的學問上，對于學問或者傳授學問他自己感到滿足，這個滿足感帶給他的快樂比在華爾街開一輛華貴的跑車要好。假如說，在大學城里的人都是這頓吃完不知道下一頓哪里來的話，他是不能那么超然地做學問的。”

　　張信剛經過多年觀察，認為一些有才華的人由于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問題，沒有真正地把他們全部的時間或者主要的時間放在專業上，這對于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不利的。

　　吳德星也提到，名家大師對于學生的意義和影響力是有目共睹的，而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教師往往能更好地開發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對于學校，構筑創新人才培養文化需要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激發出中青年教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中國海洋大學大力實施“人才強校戰略”，與國家、省、市人才計劃相銜接，強化實施學校“筑峰人才工程”、“綠卡人才工程”、“繁榮人才工程”和“青年英才工程”，形成人才匯聚和大學發展的良性互動，集聚一批活躍在國內外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領域的一流科學家、學科領軍人才、學術帶頭人、學術骨干，逐步形成一批規模適度、結構優化的創新團隊，并以此為帶動，鼓勵和培養中青年教師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提升學校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

　　吳德星還認為，目前國內大學中實行的教師工作制度和習慣，使得教師與學生間的交流機會不多，聯系相對松散。應該促進教師與學生的交流，鼓勵教師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與學生的互動中。

　　朱清時也提到，南方科大的最大任務就是在這幾年之內招到幾十個到上百個真正優秀的人才。“現在世界上剩下的能夠流動到深圳去的優秀人才已經很少了，大家都在爭，所以南方科大現在把招聘重點放在青年人才上，優秀的博士后、副教授、助理教授，我們急需要請一些人做領軍人物，我們當然也不排除用高價去挖已經成名的人才，因為畢竟要有學術，但我們真正的重點是青年人才”。

　　究竟什么樣的土壤才能培育出人才的種子？

　　林崇德認為，大學期間加強青少年創新能力培養有七種途徑。

　　一是改善校園文化的精神狀態。營造有創造性的校園文化氛圍，包括認識和內化創造力，使創新意識深入人心；營造支持型、創造性校園氣氛；開展創造力教學活動，激發師生的創造熱情。

　　二是把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滲透到各科教育中。結合具體學科的某種具體能力制定一系列要求，通過達到這些教學要求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三是在課堂教學中開發學生的創新能力。通過激發學生創造的動機，教師的靈活性提問和布置作業，教師掌握和運用一些創造性教學方法——如發現教學法，問題教學法，討論教學法，開放式教學法等——在課堂上創設創造性問題情境，引導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創新能力。

　　四是構建新型的校園人際關系。促進創造性人際關系的形成，包括樹立民主型領導方式，改善領導與教師關系；構建“我—你”型師生關系，改善師生關系；積極開展“小組合作”學習，培養良好的同伴關系。

　　五是創新學校組織管理制度。營造創造性校園，包括重視在教學和學生管理中，給學生足夠的課時和空間保證；重視在學校經費管理中，給學生充分的經費保證；積極實行分層管理，消除人事管理中“一刀切”問題對學生創造力的不利影響；形成創新性評價制度，解除當前貫徹創新教育理念的束縛。

　　六是教給學生創造力訓練的特殊技巧。讓他們掌握美國托蘭斯“創設適宜的條件”來進行創新能力訓練的方法，教給他們如何有效地進行發散式提問。通過讓學生掌握這些有效的創新能力訓練方法，讓他們進行自我訓練，從而達到自我創新能力的提高。

　　七是在科技活動中培養學生的科學創新能力。不管在校內還是校外，科技活動是學生課外活動中與創新能力發展關系最為密切的一項活動。通過科技活動，可以開闊視野，激發對新知識的探索欲望，增強學生自學能力、研究能力、操作能力、組織能力與創造能力。

　　中北大學講師張國認為：“在當前的校園文化建設中，在努力體現學校自身特色的同時，要積極建立起有利于促進大學生開展創新型學習活動的內部文化環境。”

　　張國指出，這種良好環境的建立需要以下相關活動的開展來保障和體現：其一，辦好本校的大學生科技文化節。當前，各個高校基本上都在舉辦大學生科技文化節，應當結合本校的學科、專業和在校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實際開展，力爭在辦出自己特色的同時調動普通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以取得好的效果。

　　其二，學校相關部門要組織好在讀學生，積極參加ZL申報活動。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應當輔之以相應的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并定期出版學生ZL、發明方面的書籍，展示創新教育的最新成果，發揮該項活動的持久影響。

　　其三，加強宣傳的力度，積極動員學生參與到大學生挑戰杯活動中去。這也是檢驗本校創新教育水平的機會，從中可以看到自身同兄弟院校的差距，也可以同他們交流創新教育方面的經驗，從而提高自身的創新教育水平。

　　其四，學生組建創新發明方面的協會，推動大學生日常創新實踐活動的正常進行。通過定期開展活動，使大學生可以自由地交流在創新方面的心得體會，通過集體的探討來推動個人創新實踐的深入進行，起到大學生開展自我創新教育的作用。同時，也可以加強同兄弟院校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吸取他人好的經驗和做法，進一步提高大學生群體自覺從事創新和創造活動的成效。

　　熊丙奇指出:“盡管我們都在提創新，但創新離我們還很遠。”他認為，目前的創新存在偽創新、創新泡沫。

　　目前從小學到初中到大學都有創新班，大學里有創新工程、創新計劃、拔尖人才計劃、優才計劃，所有的班特別多。熊丙奇認為，這種班跟基礎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沒有差別，無非是集中老師的優勢資源，而這些學生的結果是：第一，很多學生可能選擇出國，到國外留學；第二，選擇到外資企業。有的保研了，以后還是出國或到外企，真正留下來研究學術的并不多。

　　關于創新泡沫，熊丙奇提到，從教育部到科技部，再到學校的文件，關鍵詞是創新。“現在中國的科研已經實現第一了，我們為什么還感受到沒有創新呢？其實我們學生的論文特別多，碩士、博士論文也特別多。教授、每個老師拿出簡歷，里面都有很長的自己的文章，但是其中有多少的垃圾論文，而這些垃圾論文是是以創新為名義推進的？”他認為這是很嚴峻的問題。

　　熊丙奇建議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我們的高考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是一個大的問題，這是政府愿不愿意去推進的問題。我們進行了自主招生改革，但是自主招生改革走入了歧途，為什么這樣講呢？一個學生可以拿到多張大學錄取通知書，最后實現市場化，這個過程中學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培養學生，更重要的是學校受到競爭壓力。“舉個例子，北京師范大學如果出100萬元獎學金，他可能不選擇北大，而選擇北師大了。我們現在所有獎學金都是錄取之前承諾，但是學生是否考得進還是未知數，因此獎學金并不是在考慮范圍內的，所以真正要推進我們的高考制度改革，就是讓學生有選擇權”。

　　第二，一定要推進現代大學制度。現代大學制度簡單說就是學校自主，教授治學、校長治校、科學管理。目前中國大學的教授治校無法推進，學校里面各種行政權和學術權互相的制約、互相的監督，之所以我們說教授不能治校，是因為行政部門想把權力掌握在手中，因此導致學術委員會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從擺設到進一步擺設。

　　第三，最重要的是公民教育。“現在談到的是拔尖人才，我們也特別關心大學教育、高等教育、拔尖人才，說句實在話，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培養合格的公民的問題，在合格的公民都不能培養的時候，我們希望要培養出拔尖人才，只能說是在一片荒涼的土地上希望長出參天大樹，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