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HDL抗AS作用的困惑
動脈粥樣硬化（AS）是心腦血管系統中最常見的疾病，研究證實其發病與多種危險因素相關。大規模臨床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血漿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水平降低與冠心病（CHD）發生危險呈負相關，這提示高密度脂蛋白（HDL）具有一定的抗AS作用，升高HDL-C水平是抗AS的靶點之一。
然而，在臨床研究中有學者卻發現了一些矛盾現象：升高HDL-C水平的藥物并沒有使患者獲益，有些降低HDL-C水平的藥物卻能抑制AS發展。
膽固醇酯轉運蛋白（CETP）抑制劑可顯著提高HDL水平。人們曾對CETP抑制劑在治療AS中的應用寄予厚望。但臨床研究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雖然CETP抑制劑托徹普（torcetrapib）能有效升高血漿HDL-C水平，但治療后患者的主要終點（粥樣斑塊體積百分比的變化）并無改善；與單純阿托伐他汀治療相比，患者接受托徹普和阿托伐他汀聯合治療后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反倒增多。相反，抗AS藥物普羅布考（probucol,商品名：之樂）可降低HDL-C水平，多項臨床研究顯示，該藥對于延緩AS進展、減少血管事件的發生具有顯著臨床效果。
其他研究也顯示，部分CHD患者的血漿HDL水平并不降低，人類CETP缺陷往往伴隨著HDL-C水平升高，但其冠脈疾病的危險明顯增加。此外，清道夫受體B1（SR-B1）表達缺陷的動物血漿HDL-C水平升高，可加速AS的形成。 以上這些令人困惑的現象告訴我們：HDL-C水平升高不一定代表AS的改善和臨床獲益，而降低HDL-C也并不一定促進AS進展。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HDL究竟怎樣發揮作用？目前檢測的HDL-C能代表HDL的真正水平和功能嗎？
HDL與膽固醇逆轉運機制
HDL是膽固醇逆轉運（RCT）的主要執行者。新生HDL呈圓盤狀，主要成分為載脂蛋白A1（Apo
A1）和磷脂，從外周細胞攝取膽固醇并進入血液循環，在卵磷酯膽固醇酰基轉移酶（LCAT）作用下，HDL表面的膽固醇轉變成膽固醇酯（CE）并移向其核心部分，表面消耗的膽固醇不斷從細胞膜、乳糜微粒和極低密度脂蛋白中得到補充。HDL作為膽固醇的接受體不斷移走細胞膜上的膽固醇，導致細胞內多余的膽固醇外流。這一過程由Apo
A1和SR-B1介導。
在LCAT的轉移作用下，HDL的核心CE含量逐步增加，新生的圓盤狀HDL向球狀HDL轉變。球狀HDL也可以通過CETP將CE轉移到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如極低密度脂蛋白），之后經過低密度脂蛋白（LDL）受體進入肝臟進行代謝，肝臟攝取的CE可進一步合成膽汁酸排出體外。在腎上腺、睪丸和卵巢，HDL也可通過其表面受體SR-B1接受HDL中的CE作為合成類固醇激素的原料 。 此外，HDL還可抑制LDL的氧化過程，共同發揮其抗AS作用。但HDL自身也可被氧化，而氧化后的HDL失去了拮抗AS的作用，反而促進了這一過程。
HDL的“質”與“量”，孰更重要?
目前實驗室所檢測的HDL-C并不能真正意義上反映HDL的功能，實際上是檢測HDL中的膽固醇（即HDL-C），用來反映體內HDL的含量。
隨著對HDL結構和功能的深入研究可知，HDL-C只是HDL球狀結構的組分之一（僅占總量的20%~25%），具有抗AS功能的實際上是HDL中豐富的載脂蛋白。我們通過檢測HDL-C來間接反映HDL的含量，這并不能真實準確地反映HDL的水平和功能。
HDL的代謝非常復雜，如何真正了解HDL的“質”（功能）和“量”（濃度） 及其相互關系一直是臨床上的難題。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高HDL水平與AS呈負相關；而臨床上的那些令人困惑的現象卻告訴我們，HDL-C水平增加并沒有使患者受益，而其水平降低也并不一定影響藥物的抗AS效果。那么，到底是HDL的“質”還是“量”在抗AS作用中起關鍵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