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濤：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成功的外部因素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成長環境及科研實踐，對于科技領軍人才成長和培養有明顯的啟發意義：一個科學家的成長成才不僅在于自身努力，還要有配套的合適的外部環境。

　　●應大力發展社會經濟為人才成長提供物質支撐，努力營造良好家庭氛圍為人才成長提供強大基礎，強力創造優越的學習條件為人才成長提供催化力量。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之所以作出杰出的科學貢獻，必然有其內在規律。一般認為科技人才成長是內外因素結合的結果。本文主要考察、分析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從獲獎者出生地域分布上看，省份之間極不平衡，相差懸殊，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省市，中西部省市極少。

　　20位獲獎者主要分布在全國12個省份，遼寧省產生了3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京津滬地區共產生了6位獲獎者；1/4的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出生地為長三角地區。而這恰恰與我國兩院院士出生地分布驚人的相似。他們大都歷經這一代杰出人才成長的相似路徑：曾就讀于新式學堂，進國內最好的高等學府，有留學海外的經歷。

　　20世紀初，江浙地區較內地更早進入現代文明，西方現代技術與當地工農業融合。當地人的求學方式和教育理念也因而發生改變，相應的技術學校興起，新式學校普遍講授算數理化。作為西學傳播的中心，上海形成中國最初的都市，東往上海念大學也成為一時的風潮。例如，2010年獲獎的王振義是江蘇興化人，1948年畢業于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2008年度獲獎者徐光憲出生于浙江紹興，24歲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2000年首屆獲獎者吳文俊在上海出生，21歲時就從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畢業。還有出生于浙江溫州的谷超豪，江蘇南京的吳良鏞等。

　　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區域和歷史的優越性加上政策的鼓勵與扶持，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人民的生活水平較高。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決定獲獎者總體成長的最根本性的因素。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必要的經濟基礎是獲獎者成才的物質條件，獲獎者大多出生于20世紀的前半葉，國家處于內憂外患，社會激烈動蕩不安的時期，但還是有能力或者有辦法送年幼的獲獎者去讀書，接受現代科學教育。在科學研究領域有所作為，良好的家庭環境是重要基礎。

　　吳文俊出身于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是讀書人，在鄉間私塾教課為生。父親有濃厚的愛國民主思想，英語水平非常高，后在醫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

　　袁隆平祖父曾任海南文昌縣縣長，父母為知識分子，父親袁興烈畢業于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中文系，母親華靜自幼在英國教會學校讀書，任過教師。

　　黃昆的父親當時是中國銀行高級職員。母親賀延祉，畢業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也在銀行工作。二哥黃宛是我國著名心臟內科專家。伯父黃子通在燕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

　　王選家學淵源，滿門俊秀。他的曾祖父是同治進士，外祖父是中國第一代留學日本的學生，回來后在清朝學堂任理工科教員。父親王守其畢業于南洋大學（現上海交大）鐵路管理專業。王選的四個兄姐也都聲名卓著。大姐是醫術精湛的專家，大哥成為煤炭系統全國勞模，二哥二姐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金怡濂的父親是天津電話局的工程師，畢業于南洋公學，后到美國學習，回國后分配到天津工作。父母親都是搞技術的。

　　葉篤正的父親官至清河道道臺，后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葉篤正的父親讓孩子們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葉篤正一家出了三個院士。

　　吳征鎰院士五個兄弟中，有三位是院士：吳征鎧、吳征鑒、吳征鎰，一位著名文史學者、戲曲學家吳白陶，以及資深工程師吳征瑩。吳氏兄弟深受祖父吳筠孫及測海樓藏書的影響，其外祖父劉家對他們的影響也很大。吳征鎰祖父吳筠孫，晚清光緒甲午年（1895年）恩科考取第4名，在江西九江做潯陽道尹。吳征鎰的外祖父劉啟彤是同治年間和詹天佑一起被派往美國學習的幼童，后來是我國第一代外交家。

　　師昌緒出生在一個“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大家庭。伯祖父是前清進士，父親是前清秀才。師昌緒從小就喜歡讀書，也非常用功，經常獨自躲到家里一個僻靜的小院子讀書，是個標準的“書呆子”。

　　謝家麟的父親是當年哈爾濱的名律師，不錯的家境使他得以進入當時北平有名的匯文中學。

　　除了王忠誠、王永志、李振聲出身農民家庭，幼年家庭經濟困難，其他均屬知識分子家庭。獲獎者夫妻為同行的13人，大學是同學關系的8人，有師生關系的2人，夫妻均為院士的3人，兄弟均為院士的有吳征鎰、王選，兄弟均為杰出人才的有黃昆、葉篤正等。

　　20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均畢業于中國名牌大學，其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共培養了9位獲獎者，根據科學累積中的優勢累積作用，獲獎者在向科技領軍人才轉變的過程中，其在科學領域的優勢，使其有資格進入一流大學學習，而一流大學又為他提供了一流的學習資源，包括優越的學習條件、資深教師的教導、優秀同學的相互促進等。

　　除此，12位獲獎者有海外留學經歷，其中主要以留學美國和蘇聯為多。可以看出，海外留學為我國的科研事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航天科技，兩位航天領域的獲獎者均于上世紀50年代留學前蘇聯，也由此可見當時前蘇聯的航天科技對我國影響之深。

　　1945年8月，黃昆到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做了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莫特的博士研究生，莫特對黃昆學術風格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吳文俊幼時喜看歷史書籍，對數學并沒有多大興趣。是一位姓武的老師的精彩課程，改變了他對數學的看法。他和數學大師陳省身的結識，使他走上了拓撲學研究之路。

　　袁隆平的知識分子家庭環境和良好的教育經歷，使他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特別是擅長英語和游泳。即便沒有出國留學，但他始終關注國際學術動態。

　　徐光憲深受導師C.D.貝克曼的器重，導師極力挽留他繼續留在美國進行科學研究，推薦他去芝加哥大學R.S.莫利肯教授處做博士后。

　　王永志從蘇聯留學回到祖國，曾受錢學森的親自指導。他認為，自己能夠走上航天之路，并取得今天的成就，與錢老的諄諄教誨和不拘一格推薦他擔當重任密不可分。

　　劉東生說，如果沒有李四光等老一輩地質學家對自己的傳道授業解惑，自己也許不會在地質學的大道上走這么遠。

　　吳良鏞感謝兩位恩師——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教誨，“梁先生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他對事業和國家的熱愛，對專業的執著，對學生的誠懇”。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成長環境及科研實踐，對于科技領軍人才成長和培養有明顯的啟發意義：一個科學家的成長成才不僅在于自身努力，還要有配套、合適的外部環境。應大力發展社會經濟為人才成長提供物質支撐，努力營造良好家庭氛圍為人才成長提供強大基礎，強力創造優越的學習條件為人才成長提供催化力量。

（作者系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