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妮特?D?羅利之前,鮮有科學家懷疑過是染色體畸形導致了癌癥。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起,她以一系列的研究證明了是特定染色體的變化導致了特定類型的白血病。
羅利的發現改變了人們理解癌癥的方式,促進了針對特異基因異常的藥物治療法的產生,并創造了現在仍然在推動癌癥研究的模型。
“珍妮特的工作確定了癌癥是一種遺傳疾病,”華盛頓大學遺傳學和醫學(遺傳醫學)教授、美國人類遺傳學協會會長瑪麗-克萊爾?金(Mary Claire King)說,“她證明了關鍵基因的突變能導致特定的白血病和淋巴瘤,可以通過病人腫瘤的基因變化來直接確定腫瘤的種類。我們現在仍然在按照她提供的范例來研究。”
不過她奮斗了很多年來說服其他研究者。“我似乎變成了一個傳教士,”她經常回憶起不停地向其他人強調染色體畸形很重要,并提醒血液學家應該對它們多加注意,“我一開始就有著驚人的忍耐力。”
但多虧了她的堅持和一長串的相關發現,她的想法贏得了信任。最終,它們給她帶來了許多榮譽,包括拉斯克獎、國家科學獎和總統自由勛章。
“珍妮特?羅利是許多人心中的英雄,也包括我,”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奈特癌癥研究所主任布萊恩?J?德魯克(Brian J. Druker)說,“她在鑒別慢性髓細胞性白血病病人體內9號染色體和22號染色體的相互易位中所做的開創性工作讓格列衛療法得以發展,這種療法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她的工作也對其他科學家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珍妮特?羅利是轉化醫學的先驅,將實驗室里的研究直接運用于解釋和治療人類疾病,”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和她一起工作,現在是美國臨床腫瘤學會首席醫療官的理查德?L?斯勒斯基(Richard L. Schilsky)說,“她為個性化癌癥治療和靶向治療奠定了基石。”
“她揭秘了分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羅塞塔石碑’,讓我們理解了它們的進展以及它們對治療的反應,”血液癌癥專家、芝加哥大學醫學教授理查德?拉爾森(Richard Larson)說,“在我的實踐生涯中,她的發現帶來了醫學的發展并戲劇性地改變了像慢性髓細胞性白血病這樣的絕癥的治療方式。”我們現在能夠在門診中用口服藥物來治療這些病人,這樣不僅風險小而且高效。
她還影響了醫學研究和公共政策之間的關系。總統吉米?卡特任命她加入國家癌癥咨詢委員會(1979-84)。總統比爾?克林頓給她頒發了國家科學獎章(1998)。從2002年到2009年,她服務于喬治?W?布什總統的生物倫理委員會。在2009年,當奧巴馬總統宣布撤銷關于“禁止用聯邦財政資助干細胞研究”的規定時,她就站在總統旁邊。2009年下半年,她又回到白宮接受總統自由勛章。
羅利常常被認為是一個擁有強大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毅力的例子。“珍妮特一直是她的同事和實習生的良師,也是一個將科學的智慧和想象力與無可挑剔的專業和個人風格相結合的活例子,”她的同事,芝加哥大學醫學綜合癌癥中心主任米歇爾?列?博(Michell Le Beau)說,“她獲得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榮譽。但她仍然保持著驚人的謙虛,把大部分成功都歸功于同事、學生和運氣。”
珍妮特?戴維森?羅利1925年4月5日出生在紐約城,是赫爾福德(Hurford)和埃塞爾?戴維森(Ethel Davison)唯一的孩子。她的父母都畢業于芝加哥大學,在她兩歲的時候搬到了芝加哥。父親在高等學校里教授零售商店管理,母親在公立高中里教英語。
1940年,進入天主教女子高中兩年后,15歲的羅利贏得了芝加哥大學哈欽斯學院的獎學金,它結合了高中的后兩年和大學的前兩年。“芝加哥大學教會了我如果認為自己是對的就要堅守自己的信念,不管別人同不同意。”她后來回憶道。
她1944年取得了學士學位并被錄取進了芝加哥大學的醫學院,但當年女性的配額——一個65人的班級3個女生——已經滿了,“所以我需要再等9個月,”她在一個采訪中說,“但是我只有19歲,所以這不算是一個大悲劇。”
1948 年12月17日,23歲的她從醫學院畢業。第二天,她就嫁給了醫學院的同學唐納德?羅利(Donald Rowley),他后來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病理學教授。他們1951年在芝加哥的美國公共衛生服務海洋醫院完成了實習,并擁有了4個兒子。她在接下來的20 年里一邊每周工作3天,一邊照顧孩子們。她工作的地方多種多樣,包括芝加哥一個為患唐氏綜合癥的孩子們開設的診所。
她在染色體和癌癥方面的興趣從1962年在牛津大學學習一年后開始顯現,這里她學到了染色體分析的新方法。回到芝加哥后,她的同事和導師利昂?雅各布森(Leon Jacobson)建議她應用這些技術來研究白血病人的染色體。他提供了一些實驗室空間、一臺顯微鏡和5000美元一年的工資。在接下來的10年里,她和顯微鏡為伴,在基因看似混亂的白血病細胞中尋找一致的染色體異常。
她在家中完成了第一個重大發現。1970年至1971年,她在牛津學習了用新的染色技術來標記染色體上不同的條帶。在第二次輪休假后,羅利開始用熒光顯微鏡拍攝白血病病人染色體照片。
她會把照片帶回家研究。當她坐在餐廳的桌子旁把每個染色體從照片中剪出來并小心翼翼的配對時,她的孩子們常常嘲笑她靠和紙娃娃玩來賺錢。
1972年春天,在她海德公園的家中,羅利將從白血病細胞中得到的染色體在桌上排列好,并告訴我的孩子們不要打噴嚏。
她發現一個患有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病人的染色體有兩處畸形。8號和12號染色體看起來做了一個交換。21號的一部分斷裂后移到了8號染色體上,而8號染色體的一部分移到了21號染色體上——這是一種被叫做“易位”的交換。當她觀察更多有這種白血病的病人時也發現了同樣的過程。
同年后期,她又注意到有另一種白血病,慢性髓細胞性白血病的病人有一種不同的易位。22號染色體的末梢和9號染色體的一段交換了。因為從一個染色體轉移到了另一個染色體,和細胞生長和分裂有關的重要基因脫離了原來的位置,導致腫瘤中細胞的不受控生長。
這兩種一致的易位——一種在急性髓性白血病中,一種在慢性髓細胞性白血病,都發表于1973年——顯示這樣的易位可能與特定種類的白血病相聯系,但是因為患有急性髓性白血病和慢性髓細胞性白血病的病人染色體數量繁多,很多科學家仍持懷疑態度。1977年,羅利和她的同事們鑒定了第三個染色體例子,導致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15:17號染色體易位。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但每個病人都有相同的基因缺陷。
“這讓我成為了一個信徒,”她后來回憶道,“那是錦上添花的一筆。”
理解9:22染色體易位最終帶來了伊馬替尼藥物(格列衛療法)的發展,這是至今為止最成功的癌癥靶向療法之一。格列衛封鎖了染色體易位產生的異常蛋白質。她關于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染色體易位的發現促進了使用大劑量維生素a酸(一種維生素A衍生物)的高效治療法的產生。
在她的特定易位決定特定癌癥的觀點的引導下,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加入了染色體研究項目,尋找交換遺傳物質,復制遺傳物質或遺傳物質缺失的染色體。還有研究者用染色體易位作為路標來尋找被染色體損傷破壞的特定基因,開啟了腫瘤遺傳學的新時代。至1990年,超過70個染色體易位已經被鑒定并相應匹配了不同的癌癥。
“這是一段充滿興奮和奇跡的時光,很難用語言描寫。”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47歲時,在發表了關于急性髓性白血病和慢性髓細胞性白血病的研究、她的第17篇和第18篇論文之后,她的事業起飛了。她的簡歷現在列舉了508篇發表在頂級科學雜志上的文章。更近一些的研究包括克隆了一種發生在很多嬰兒白血病中的基因重組,以及識別了由特定抗癌藥物引發的治療相關性白血病中的5號和7號染色體的部分缺失。
她在芝加哥大學的級別上升迅速,從1962年的研究助理(助教授)到1969年的副教授,再到1977年的教授,最終1984年成為杰出教授。
2013年12月17日,羅利因卵巢癌并發癥于在家中去世,享年88歲。
從20世紀80年代起,羅利開始收獲各種獎項,包括 1998年獲得最高的國家科學榮譽、拉斯克獎和國家科學獎章;2009年獲得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總統自由勛章;2010年獲得美國癌癥研究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2012年獲得日本醫療和醫療技術獎;2013年獲得奧爾巴尼醫學中心獎。她獲得了14家機構頒發的榮譽理學博士學位,包括牛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她被選為無數科學和榮譽協會的會員,包括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美國哲學學會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
羅利80多歲時還堅持每天從海德公園的家中騎車到她的實驗室,常常建議年輕的研究者不要放棄。“接受風險,”她說,“如果覺得它有趣,就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我直到50歲還沒有做出任何惹人注目的事情。成功常常需要很大的運氣。一些人不喜歡聽到這句話,因為這意味著有一些事情他們無法掌控。但事實就是這樣。”
“她鼓舞了一代轉化醫學研究的科學家,她的靈魂也會在所有受益于她的研究的人們中得到永生,”德魯克說,“我一直以來都很欽佩她無窮的好奇心和優雅謙遜的作風。”
羅利還是一個狂熱的園丁,她把她的閑散時光都花在了她校園旁的空地,將它變成了一個種滿了鮮花和蔬菜的花園。她聲稱她在這片地上運用了她最好的一些想法。她還有很多其他的興趣,包括欣賞歌劇,去世界各地徒步旅行、露營、觀察野生動物、了解土著人等等。她也很享受和她的家人在密歇根湖旁的小別墅里共度的時光。
“我的父母為我們如何對待科學、生活、他人和家庭樹立了模范榜樣,”她的一個兒子大衛?羅利(David Rowley)說,“我母親用她的慷慨和關懷鼓舞了所有的家庭成員,也做了所有她力所能及的事情來幫助我們每個人實現自己的目標。包括5個孫子孫女在內的所有家庭成員都會深深地想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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