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史專家談STAP造假事件

　　《賽先生》：小保方晴子萬能干細胞論文造假一事，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人指出這是因為日本追逐諾貝爾獎的結果，也有人認為是理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RIKEN）為了爭取經費過度宣傳所致。為何這一造假事件會在以行事謹慎著稱的日本科學界發生？

　　張明國：概括地說，這些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是因為：第一，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曾經宣稱日本要在未來50年內，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達到30人。這無疑給日本學術界打了一針“強心劑”，提供了很有激勵作用的導向。日本迄今在獲得諾貝爾獎科學家的人數方面，居于亞洲之首，自然也給日本帶來很大的自信。畢竟獲得諾貝爾獎無論對于個人來說，還是對于國家的科技水平和綜合國力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另外，從科學技術社會學（STS）的角度說，諾貝爾獎屬于“學院科學”（此外，還有政府科學和產業科學）領域中的世界最高獎，是國家或個人的最高榮譽。這些自然成為日本科學家及其科研機構追逐諾貝爾獎的內在動因。

　　第二，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學術研究的社會背景發生了較大轉變。其主要體現在：⑴社會不再積極支持基礎研究，研究人員也不追求“完美主義”（即不注重學術質量，傾向于注重學術數量），研究機構為了得到經費千方百計地爭取資助。如，小保方晴子萬能干細胞論文造假既和他們的內心因素有關，也和RIKEN為了爭取經費過度宣傳有關；⑵大學在人事管理評價標準方面，宣揚“業績主義”的評價標準，即憑借研究人員的工作（論文數量）業績晉升職稱或職務，從而導致抄襲和剽竊現象屢禁不止。事實上，小保方晴子萬能干細胞論文造假一事，僅是其中之一。大學在經費分配評價標準方面，實行“競爭主義”（即向短時間內取得成果者提供經費）的評價標準，使得年輕研究者為確保有研究經費，不得不選擇“短期研究”課題。

　　對于日本來說，“行事謹慎”大都體現在決策中。日本的決策大都屬于集團主義決策方式，即按照“U”型方式進行決策，為此，通常需要較長時間。一旦決策被確定以后，日本人往往立即決斷地執行，甚至有些迂腐或死板，即不會改變。這是島國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和社會心理。因此，行事謹慎對于日本科學界來說也大致如此。

　　具體而言，小保方晴子和她的合作者，在“業績主義”評價標準和內心傾向力的作用下，圍繞是否造假可能經過長時間的思考、醞釀過程，最后，島國民族狹隘心理意識中的“賭博”、“僥幸”心理成為他們鋌而走險的決定性因素。粗略地說，這可以和二戰時期日本偷襲珍珠港進行類比。

　　總之，決策中的謹慎、猶豫和僥幸、賭博的兩極矛盾心理，統一于日本人的心理世界和行為過程中。日本人就是一個“矛盾共存”者，對此，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進行了形象而理性的比較。

　　《賽先生》：這件事情對RIKEN將會產生哪些影響，對日本科學界有哪些影響？

　　張明國：這件事對RIKEN產生較大的影響。事件被揭露以后，RIKEN的最高領導野依良治宣布辭職，許多學者也受到小保方晴子論文造假事件的牽連。例如，小保方晴子的導師、STAP論文合著者、著名干細胞學者笹井芳樹因該事件導致抑郁自殺身亡；日本山梨大學的若山照彥也被迫停職在家；小保方晴子的美國導師、哈佛大學醫學院學者查爾斯?瓦坎蒂（Charles Vacanti）同樣郁悶至極，他發現自己的支持態度為其名譽帶來極大損傷；RIKEN發育生物學中心（CBD）前主任竹市雅俊（Takeichi Masatoshi），盡管沒有直接參與STAP研究，但他因管理上的失職，收到了一份書面譴責書，并主動歸還他本人3個月薪酬的10%。此外，成立于2000年，在衰老以及干細胞研究領域享有全球盛譽的RIKEN發育生物學中心也因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遭到整合重組。顯然，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將是RIKEN歷史上難以磨滅的痛。

　　不過，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對RIKEN的影響并非是致命的。這是因為：第一，RIKEN在日本畢竟具有悠久的歷史，也為日本的學術發展或科學技術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它在日本科學界的地位已經被確定下來，不會因此而毀滅殆盡。只是，對于了解RIKEN的歷史和業績的日本人或外國人來說，這件事發生在RIKEN，可能會感到疑惑或者遺憾。其次，正是因為RIKEN的歷史和聲望，因此此事在一段時間里，會對日本科學界產生很大影響。

　　《賽先生》：RIKEN失去獨立行政法人身份，這會對其未來有何影響？

　　張明國：2014年3月，野依良治公開辭職，RIKEN的獨立行政法人研究機構資格被撤銷，使其重新回歸到日本政府直屬的科研體系中。這種突變會給RIKEN的改革蒙上一層陰影。這正如RIKEN生命科學技術中心（橫濱）的基因組技術部負責人皮耶羅?卡寧奇（Piero Carninci）所說，野依良治的離職留下了未竟的事業——包括進一步推進應用型研究、在理研管理層中設置更多國際化研究帶頭人等等。總之RIKEN失去獨立法人研究地位，回歸到政府的科研體系中，在近期可能不會帶來多大顯著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它將會使得RIKEN在人事以及行政上變得不再自由，不能像之前一樣自主招聘人員，很難獲得理想的科研經費。當然，這只是預測。還要看RIKEN新理事長松本纮的上任后繼續改革的能力和魄力。

　　《賽先生》：如何看待RIKEN對于小保方晴子事件的處理？請介紹下日本科研體制是如何防止學術造假？有哪些應對機制？

　　張明國：圍繞預防學術造假問題，日本政府制定了預防、懲治學術造假、學術腐敗的相關法律。日本的大學、學會和研究機構也制定了具體的管理措施。例如，RIKEN就規定，實驗數據必須由研究中心主任負責管理。在論文發表前，研究中心要舉行同行討論會，對成果進行驗證。

　　但是，盡管相關法律、制度制定的近乎完美無缺，如果缺乏相應的監管機制，其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以小保方晴子論文造假事件為例，調查表明，相關數據全部掌握在小保方晴子手中，研究中心主任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從未對年輕研究人員進行指導，也沒有對最終結果進行審查，所有的規章制度形同虛設。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日本社會急功近利環境影響的小保方晴子在巨大的個人利益以及日益激烈的學術競爭面前，以身試法、鋌而走險也就成為自然的了。

　　《賽先生》：小保方晴子造假是值得同情還是批判？他們是惡性競爭或是制度缺陷的受害者嗎？

　　張明國：一個人犯了錯誤自然是要受到懲罰的。學術造假的學者如同犯了其他錯誤一樣都應該受到應有的懲罰。只是學術造假的違法沒有像刑事案件那樣能夠鮮明地判斷其危害，帶有很強的隱蔽性和后果的“灰色性”。就小保方晴子來說，她的學術造假行為應該受到懲罰和批判。應該批判她不遵守科研道德和倫理規范，不遵守相關法律。

　　然而，如果我們透視她的學術造假行為的背后，就不難發現，她的學術造假行為和日本社會背景和學術環境是分不開的。記得前些年，有位“短命”首相曾經宣稱日本要在未來50年內獲得30個諾貝爾獎。這種強烈的好勝心理促使日本政府近年來對重點支持研究領域的經費預算擴大，研究者之間為爭取經費的競爭也變得更加激烈。

　　而從歷史來看，早在20世界80年代，日本就制定出來“科技立國”戰略，決心大力促進基礎研究，使日本從原來被貶稱為“沒有創造力的國家”、“只會抄襲別人創造成果的國家”，變成科學技術大國、基礎研究大國。這種歷史和社會背景，使得人們對科研人員給予太高的榮譽和希望，而政府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支持，形成了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這無疑給原本嚴謹的科學研究增加了太多誘惑，也給深處激烈競爭（包括職稱等榮譽之爭和經費等利益之爭）的科研人員產生了冒險通過學術造假達到自己目的的心理。可見，日本的社會背景和學術環境似乎給小保方晴子的學術造假行為確立了必然的合理性。

　　另外，小保方晴子因其研究成果為得到了很多贊譽，如“學術女神”、“日本的居里夫人”等。這也許給她的心理帶來了很大影響。這種榮譽感使她的學術欲望日益膨脹，直至導致最后的學術造假。

　　盡管如此，這些原因也不能為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行為開脫罪責，關鍵還是看其本人的學術修養和精神氣質。因為身處這種相同社會背景和學術環境者并非只有小保方晴子一人。但別人為何沒有實施造假行為呢？就在調查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的同時，同在該機構工作的其他日本學者照樣取得了輝煌而真實的科研成果。如2014年12月，RIKEN發育生物學中心（CBD）的研究員高橋雅代（Masayo Takahashi）成功利用ips細胞治愈患有黃斑病的眼疾患者。這是世界上首次成功利用ips細胞進行人體臨床試驗的研究。

　　綜上所述，從日本社會的背景來看，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值得同情，她可能是惡性競爭或是制度缺陷的受害者。但是，從作為一名受到過高等教育的學者來說，她所犯的錯誤不值得同情，應該予以批判。我曾經在碩士和博士學習期間，自己發表的學術論文曾經先后兩次遭到別人的抄襲，并為此和抄襲者進行斗爭，雖然勝利了，但內心還是有些憤懣。所以，我對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行為沒有同情感，只有批判感！

　　《賽先生》：您覺得這個事件對中國學術界有何啟示和警示？

　　張明國：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事件的消息傳到中國，引起更多人感慨。在對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事件的調查中，RIKEN不但不進行包庇，相反卻能夠主動積極地進行調查。

　　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不僅學術不端多于日本，而且一般出現問題時從個人到單位常常不僅不配合調查，而且千方百計逃避責任，甚至打壓調查者。例如，不久前，某學術機構在其研究人員被記者調查時，不是說讓事實說話，以公正的調查結果，或真正澄清學者的名聲、或對確實舞弊之徒給予適當處罰，相反卻發函給報社壓制調查。還有，在我國，通常有這樣的現象：如果一個人得到了成就和榮譽，那么，不僅其本人在獲獎感言中，感謝對他關心支持的所有人，而且，其他人也積極地“攀親帶故”地拿來往自己臉上“貼金”。相反，如果一個人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那么，其他人會紛紛躲避、回避，其所在機構也會想法包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難像RIKEN那樣，最高領導人主動提出辭職，相關者皆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例如，2014年，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被恥笑而無人負責；前段時間BMC集團撤銷中國學者41篇論文，這種處罰并沒有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

　　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事件給中國的啟示或警示是：第一，學術機構要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及其相關體制和機制。例如，如果出現學術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要積極地進行調查或者配合調查，不能以任何理由進行阻撓；如果出現學術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通過實施“問責制”，處罰相關責任者或相關者；第二，要設立第三方對學術不端行為者及其所謂學術機構進行監督；第三，要形成一個以學術不端為恥辱、多方對其進行譴責、使其難于在社會立足的文化氛圍。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前任主編李醒民教授在任期間，曾在其雜志上特辟專欄，圍繞懲治學術不端行為，凈化學術環境等議題征集文章。該專欄很受學者們歡迎。先后登載了大量相關文章。我本人也撰寫了文章，結合自己論文屢次被抄襲談論自己的看法。遺憾的是，該專欄盡管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在李醒民教授退休以后，先后發生了他的論著被抄襲的現象。他本人雖然多方呼吁，但收效甚微！顯然，在社會普遍存在浮躁、功利現實條件下，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事件盡管能夠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一定的影響和啟示，但是，要想根除學術腐敗或學術不端行為，還需要很長的歷程要走，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