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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5-04-08 14:56 原文鏈接: 有錢談科學,但不能任性

      近日,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與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盧大儒因轉基因話題而起的一場激辯引發熱議。轉基因爭議由來已久,“挺轉”與“反轉”的隔閡、對立理應通過更多的對話交流加以解決,然而遺憾的是,在立場為先的態度下,真理長久以來并非越辯越明。更為有趣的是,當前有不少名人自愿出資探討科學問題,雖然他們大都非科班出身,卻因態度是否“任性”而結果大相徑庭。究其原因,其核心問題似乎在于:我們究竟該如何正確地的談論科學?

      “有錢,任性”是如今的流行語,科學領域也未能例外,不少人自愿出資探討科學問題,如談轉基因的崔永元、談霧霾的柴靜,還有公眾知名度相對較低卻在古生物界名頭甚響的鄭曉廷。三人都不是科班出身,均攜“有錢”之利介入科學,卻因態度是否“任性”而結果大相徑庭。

    融入科學的鄭曉廷

      鄭曉廷初中肄業,曾任山東省平邑縣歸來莊金礦礦長,投資3.6億元建立了藏有大量寶石和化石的天宇博物館。他在一些訪談中開玩笑自稱“民科”,但其成果或許會讓一些專業研究人員汗顏: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出版多部專著,其研究發現改變了科學界對恐龍和早期鳥類演化的部分認識,還有化石中發現的一種恐龍被命名為“鄭氏曉廷龍”,這種恐龍可能會讓寫入教科書多年的始祖鳥失去“鳥類祖先”的地位。

      顯然,鄭曉廷談科學的水平已經達到其領域的專業層次,他在一次與“果殼網”的訪談中說了三點原因:第一是愛好;第二是學習,通過看文獻“學習最專業的人是怎么研究的”,還“大量通過解剖來學習現生物種的骨骼學”;第三是合作,無論國內外的研究機構,“跟我們合作的都是最頂級的學者”。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鄭曉廷沒有因為有錢就任性。他曾表示:“早期我們的人員專業能力不夠,我們在展品設計展出、分類方面的確犯過錯誤,不過后來我們得到了很多頂級專家的指導……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們所犯的錯誤一個一個糾正過來。”

    尊重科學的柴靜

      柴靜團隊推出的視頻《穹頂之下》已名聞天下,據稱自費一百萬元完成了拍攝制作,就為了三個問題:“霧霾是什么?它從哪來?我們怎么辦?”

      《穹頂之下》的一大特點是引用了諸多科學文獻,還有不少中國工程院院士等專業人員接受采訪解釋相關問題。柴靜本人在演講中則以引述和傳播科學知識的姿態出現,時不時有“這張表我每年看到都很痛苦,因為完全看不懂”“咱們都看不懂的數據”這樣的表達,體現出一種外行探討問題時的謹慎和對專業知識的尊重。

      當然,《穹頂之下》也面臨一些專業人士的指責,比如概念上霧霾不等于PM2.5、有選擇性地截取數據用于展示等。這背后的部分原因,也許就源于柴靜的那句“這是一位母親與霧霾的私人恩怨”。但是總的來看,應該說《穹頂之下》大大加深了整個社會對相關科學問題的了解和探討。

    質疑科學的崔永元

      崔永元近幾年多次表示要“死磕轉基因”,并也自掏腰包調查和拍攝紀錄片,他在2014年的一次采訪中說:“現在花了100多萬元,全下來得七八百萬吧。”客觀地說,他的行為也推動了全社會對轉基因的討論,但其影響卻被許多專業人士認為是“謠言惑眾”。為什么呢?

      首先,其紀錄片存在抽樣調查方法不科學、分不清相關性和因果性等錯誤,關于轉基因食品有害的基本結論不能成立,事實上,整個科學界都還沒有發現這方面的有力證據;其次,崔永元沒有依靠真正的專業人士,所請的“科學顧問”陳一文居然鼓吹“水變油”這種公認的偽科學;最后,崔永元自身缺乏基本的科學素養,曾在微博上認真轉發他人玩笑之作“肯德基麥當勞薯條含有毒物氯化鈉”,還評論說“和轉基因一樣一樣的啊!”

      崔永元談論科學的態度同樣引來爭議。如最近他與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盧大儒爭論時,突然發問“黃金大米”里究竟轉了幾個基因。盧大儒在稍加思索后回答說兩個,而崔永元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說“7個”,并贏得現場觀眾掌聲。事實上,國際水稻研究所官網資料顯示,第一代“黃金大米”轉入3個基因,而第二代“黃金大米”只轉入兩個基因,盧教授回答無誤,而崔永元雖然以詭辯之術贏得一時掌聲,但其所說“7個基因”,或許是分不清基因、啟動子、內含子等概念的區別而數出來的。

      不過,崔永元在最近接受《中國科學報》的采訪時,又表示支持轉基因研究,要求加強監管和改善宣傳,并認為自己這樣的“文傻”應該得到科學家的科普。這也許是他加入反對轉基因陣營多年后,終于發現國內外反轉者都拿不出過硬的科學證據,而發生態度上的轉變。

    談論科學應以事實邏輯為根基

      無論是融入科學、尊重科學或者是質疑科學,從根本上來說,談論科學問題的原則在于,是否基于客觀事實,是否以邏輯規則展開。如果不講規矩,光靠“任性”是會出問題的。

      在前兩個案例中,鄭曉廷將收藏愛好融入科學研究的軌道,按照同行評議規則通過發表論文來討論科學問題,得以登上國際頂級學術刊物的殿堂;柴靜的《穹頂之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科學研究數據,相關調查是在專業人士指導下進行,現在雖有質疑聲,但也有專業人士為之辯護,看來正成為一場有益的專業化討論。

      而要切忌的,是談論科學時像崔永元那樣“任性”地帶著立場找材料。他曾公開承認“死磕轉基因”是因為與方舟子的爭論,旁觀者容易看出他赴美拍紀錄片就是想找材料把方舟子駁倒,卻因此偏離了真相。

      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來自于其“可證偽性”,這是科學屢屢取得成功并贏得人們信任的原因。如果要質疑某個科學觀點,必須通過可重復的實驗去證明其無效。牛頓和惠更斯之間有關于“光是波還是粒子”的爭論,愛因斯坦和玻爾為“上帝究竟會不會擲骰子”而大戰多年,這些爭論最后的解決都不是靠哪一個人或哪一派的勢力,而是客觀實在的實驗結果。

      崔永元曾宣揚美國普度大學退休教授胡伯在轉基因作物里發現“不明病原體”,但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福爾塔等人聯名發表公開信,提醒胡伯如果確有其事應該出于公共健康利益考慮把“不明病原體”交出來供大家一起研究,如有成果絕不忽略其貢獻,比如有人開玩笑說諾貝爾獎不會漏了他。此事如果為真,轉基因行業顯然會遭到重擊,相關研究者則可名利雙收,他們為什么不做呢?只是不知為何胡伯教授宣稱有此發現多年,卻從未發表詳細的數據和論文,不可證偽。

      毋庸置疑,每個人都有談論科學甚至是質疑科學的自由,但是正確地談論科學,必須尊重科學的客觀性。這應該是包括科學家和普通公眾在內所有人都應遵守的規則,現在一些有錢人或名人能夠調動相對較多的資源來介入科學問題,但在這種規則面前也不能任性,而且這些人恰恰因為更有影響力而應該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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