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大型訪談：中國科學家眾說CRISPR（下）

　　近日，《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聯系了全球社區的50名研究人員、倫理學家和商業領袖對CRISPR改造人類生殖細胞會引發的問題發表評論。在這些聯系人中26人對Nature Biotechnology給予了回復，其中不乏我們熟知的中外華人科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張鋒（Feng Zhang）博士、馮國平（Guoping Feng）教授，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的季維智（ Weizhi Ji ）研究員，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李勁松(Jinsong Li)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周琪（Qi Zhou）等。

　　N：當前實現生殖細胞改造的人類臨床應用最突出的技術障礙是什么？

　　馮國平：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脫靶效應。第二個問題就是，在單細胞階段后基因編輯可能引起嵌合現象。第三個問題是，同源介導修復(HDR)糾正遺傳缺陷的效率低。這些技術障礙都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解決。事實上，每一個領域都在取得一些進展，例如，采用雙切割酶來減少脫靶效應，利用Cas9或切割酶蛋白代替mRNA更快速起作用，以及抑制一些遺傳程序來提高HDR的效率。

　　N：在什么情況下你會認可改造人類生殖細胞在道德倫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馮國平：只有是在阻止嚴重疾病的明確狀況下，且沒有辦法選擇健康的卵母細胞進行體外受精時，我會支持改造生殖細胞。這種情況可能很少見。

　　N：你認為最佳的監管方法是國際全面禁止，發布臨時禁令，進行管控或是自由放任？

　　周琪：我認為臨時禁令是最佳的辦法。我們當前應該致力去解決一些技術問題，并通過動物實驗去測試改造生殖細胞治療的安全性和效率，但我們可以為未來應用生殖細胞改造來治愈一些嚴重的疾病敞開大門。

　　N：考慮到圍繞著CRISPR生殖細胞改造的一些問題，國際研究狀況，技術的易用性，以及超出傳統中心范圍“車庫”生物學（生物通按：生物黑客）的崛起，現在是否可能獲得一種阿西洛馬（Asilomar）類型的解決方案？

　　周琪：我認為可以召開一次有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參與的阿西洛馬類型的會議，制定一些共同協議通過的指導準則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是一種好的方法。

　　馮國平：我認為獲得一種解決方案是有可能的，并且很重要，即便我們不能將每個國家都召集到一起。要及早（現在）召開這樣的一次會議，并且有一些國家起到帶頭作用。有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帶頭隊伍中至關重要。

　　N：英國已經批準了線粒體替代療法，近期有報道稱將人類體細胞核移植到了去核卵母細胞中；相比這些，CRISPR改造生殖細胞會造成哪些不同的倫理挑戰？

　　馮國平：主要差別是，在英國的案例中它沒有改變基因庫。它改變了人類的基因組，但不會改變人類。

　　周琪：通過CRISPRs或其他的基因組編輯技術來改造生殖細胞面臨著比線粒體替代更大的一些挑戰，因為線粒體DNA攜帶的遺傳信息比基因組DNA小得多。但倫理挑戰是相同的。我們是否要允許采用這樣的生物醫學方法來對子孫后代進行遺傳改造？人類治療性克隆不直接涉及生殖細胞改變。就人類生殖克隆來說，我認為全世界的科學團體和各國政府都已經達成了一種共識：即應該完全禁止它。

　　N：是否需要國際或國家監管，或需二者結合，恰當的管理機構或是政府機構你認為應由誰來監督這樣的研究？

　　周琪：我希望是“國際指導準則加國家監管政策”來監督人類生殖細胞改造。醫療或保健服務，學術機構及行業面對著一些相同的科學和技術障礙，但由于社會、宗教、經濟等狀況的不同，在不同的國家面對的倫理挑戰各異。因此，國際指導準則可以為一些共同的問題提供指南，為每個國家根據自身的現實、文化、政治、宗教和社會環境，制定自己的監管政策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