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將引爆中國“空氣革命”

　　11月16日，一場題為“企業家精神與生存困境”的論壇上，嘉賓潘石屹調侃了幾句：最近，因為我盯著PM2.5指標不放，有關部門就上門了。他們說，潘總，您看您挺有錢，也有粉絲，管這事兒作甚?我說，這是健康，比錢和粉絲都重要。話音一落，全場傳來笑聲、掌聲。

　　強烈的呼聲得到了一些回應。同一天，環保部發布《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第2稿以及《環境空氣質量指數(AQI)日報技術規定》第3稿，向全社會征求意見。其中，最大的調整即擬將PM2.5、臭氧(8小時濃度)納入常規空氣質量評價體系，并收緊PM10、氮氧化物等的標準限值。

　　11月21日，山東省環保廳宣布，2012年起，該省17市開始監測PM2.5，每月通報結果，力爭到2015年空氣中PM2.5等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濃度較2010年改善20%以上，還原“藍天白云、繁星閃爍”。

　　PM2.5數值是反映當前空氣質量的重要指標，至今未列入國內空氣質量監測范圍，即便上海、廣州等城市已監測多年，而且，結果亦顯示，PM2.5污染問題日益凸出，但這些數值一直未公之于世。如今，僵局終于被山東打破，一場空氣質量的革命正悄然來臨?

　　“吃螃蟹”的南京

　　PM2.5本屬專業指標，但近期走紅民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原來，這才是空氣質量標準中最具話語權的因子。只是，它的數值一直成謎。

　　而大致的情況可從研究論文中窺見。黃鸝鳴等人發表的《南京市空氣中顆粒物PM10、PM2.5污染水平》一文指出，2001年冬、春、秋3季，南京市5個主要城市功能區PM2.5的濃度范圍為0.044―0.586毫克/立方米，超標率達92%，污染程度非常嚴重，應引起公眾和相關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

　　10年前，PM2.5是個陌生的名詞，而11月14日，類似的信息出現于南京市氣象局的官方微博“南京氣象”中，贊譽聲一片：南京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敢于揭開PM2.5的神秘面紗。

　　那條微博寫道：近日，大氣層結構穩定，雖天氣晴好，但大氣渾濁，據探測，昨天一天我市能見度不超過8公里，PM2.5細微顆粒物濃度大多在75微克/立方米以上，超過正常水平。

　　如此的天氣情況并不鮮見。根據華東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束炯教授過去幾年的研究，上海的“灰霾”天氣占全年總天數的25%―30%，主要原因即為PM2.5濃度超標。而北京，整個10月，灰霾難散。

　　不過，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從未主動披露過任何關于PM2.5數值的信息，而南京氣象局偶然“泄露天機”后，這條微博僅存活半小時，此后，便以“誤發”之由刪除。據稱，發布者還因此被追究責任。

　　誰家孩子誰抱走，發布信息也是這個道理。“在上海，空氣質量信息要由氣象和環保兩部門共同協商后由后者發布。”束炯告訴時代周報，通常，環保部門設置的監測點數量更多，分布更合理，取得的數據更具代表性。

　　但問題是，環保部門從不公布PM2.5值。“政府自己不發布，又不允許別人發布，這是錯誤的做法。”北京公共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時代周報。

　　直至11月21日，山東省率先做出改變，決定自明年起監測、公布PM2.5值。該省環保廳表示，山東半島是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口密集、區域大氣復合污染最為突出的12個重點區域之一，因此，要在濟南、青島、淄博、濰坊等重點區域率先推進大氣聯防聯控工作，而結合該省國民經濟發展的特點，決定將實施范圍擴大至全省17市。

　　另一抹亮色是，11月16日，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二次征求意見稿發布，首次增設PM2.5日均、年均濃度限值等項目，確定了2016年全國實施的“底線”時間，并提出，灰霾、光化學煙霧污染較為嚴重的地區應該提前實行。

　　其實，早在2010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就已出臺《關于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質量的指導意見》，其中已“暗示”部分地區需要提前實施環境空氣質量新標準，而山東半島正是其中之一。

　　山東之后，若更多省份跟進，這將督促環境空氣質量新標準的出臺，而此后，各地區必定千方百計“達標”，那么，中國的空氣質量能否大幅改善?

　　80%中國城市很難達標

　　先來看看幾個數字，雖不起眼，但不要低估它的意義。《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第2稿認為，目前，PM2.5日均及年均濃度的達標值可設為0.075毫克/立方米和0.035毫克/立方米。

　　而世界衛生組織(WHO)現行的《空氣質量準則》規定，PM2.5日均濃度的準則值(即安全值)為25，過渡期分75、50、37.53個階段;年均濃度在10以下為安全，過渡階段設35、25、15三個目標值。換言之，中國可能將采用過渡期第1階段的數值作為PM2.5的“國家標準”。(本段數值的單位均為微克/立方米)

　　“這是一個將在5年后才在中國實施的空氣質量標準，卻把PM10、PM2.5的達標濃度定在WHO認為‘長期暴露會增加大約15%的死亡風險’的水平上。這是對公眾負責嗎?”

　　為“盡一個環保學者的社會責任”，“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報告團”成員李皓建議，應將PM2.5日均濃度限值收緊至0.025毫克/立方米，年均值修改為0.02毫克/立方米。

　　0.075毫克/立方米與0.025毫克/立方米，差別究竟幾何?這從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戴海夏、宋偉民等研究人員2002年進行的一項實驗中可以窺見。他們對上海某一中心城區大氣中PM10、PM2.5的污染濃度與居民日死亡數進行了分析，認為兩者之間存在顯著關聯，即，當大氣中PM2.5濃度上升10微克/立方米，總死亡數上升0.85%。由此推導，如果將PM2.5的日均均限值定為0.075毫克/立方米，居民的日均死亡數預計較0.025毫克/立方米時增加4.25%，那么，這樣的天氣能否稱得上“安全”?

　　“使用WHO最低級別的標準，這說明，我們尊重了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若某城市達標，可以認為，其基本滿足了我們對于空氣質量的要求，至于對人體健康是否存有不利影響，這是一個科學、客觀的問題。畢竟，這只是WHO最低級別的標準，而這個組織顯然認為，只有達到更高的標準，才能確保對人體健康沒有威脅。”馬軍分析道。

　　但中國的現實有些“殘酷”。“即便是日均值75微克、年均值35微克的標準，80%的中國城市都需要通過極大的努力才有可能達標。若限值再收窄，幾乎所有城市都會不合格。”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原總工程師魏復盛告訴時代周報，“國標”的作用在于為大多數城市樹立一個奮斗目標，如果定得太高，就失去了意義。“這是綜合考慮社會經濟、技術發展、人體健康等因素后的產物。”

　　“我國推行環保標準時，通常會采取過渡措施緩解市場壓力。目前的限值確實有利于指標值從無到有的制定，也較容易大規模推廣，但畢竟，限值尚未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體現出對空氣污染的改變。”中投顧問環保行業研究員盤雨宏告訴時代周報。

　　“初期，我們可以利用WHO的研究成果，制定一個要求較低的PM2.5國標，先讓公眾熟悉這些數值，改進只籠統公布一個空氣質量指數(AQI)的做法，后期，再對這些數值做進一步解讀。比如，易感人群在0.075微克/立方米的環境中是否仍需采取一些保護、規避措施，研究人員要給出相應的建議。”馬軍說。

　　爭論仍在繼續，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即便城市的PM2.5日均濃度達到了“國標”，那時的空氣仍可能對人體健康帶來不利影響。

　　以往只是玩文字游戲

　　怎樣的空氣才能定義為“達標”，這是目前討論的焦點之一，而另一個是，如何給不同質量的空氣批注合適的評語，準確反映風險。

　　11月16日，與《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一同征求公眾意見的還有《環境空氣質量指數(AQI)日報技術規定》第3稿。與早前的API(空氣污染指數)相比，AQI增加了臭氧(8小時濃度)、一氧化碳以及PM2.5三項評價因子。

　　該草案按照AQI值由低往高，將城市空氣質量分為優、良、輕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嚴重污染6級。與之對應，美國采用的評語體系是良好、中等、對敏感人群不健康、不健康、很不健康以及危害。

　　以中國評定的“良”為例，其代表了AQI在51―100區間，空氣呈黃色，對少數敏感人群的健康有較弱影響的狀態。

　　“中國老百姓會覺得，良與好是一個意思，其實不然。而AQI101―200這一級別，中國稱為輕度污染、中度污染，老百姓可能以為沒什么危害，但美國的評語很直白，那就是‘不健康’的空氣。”李皓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表示。

　　“這兩套評語體系，我更同意與國際接軌的做法。因為，一般居民很難判斷‘優’或者‘良’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否影響健康，而采用健康、危害等詞匯更貼近他們的需求。”束炯說。

　　不過，魏復盛并不認同，優指空氣質量比較好，良則指有輕微污染，但對人體健康沒有太大影響，這種說法不一定要和其他國家一致。

　　“評語的問題與國民的接受程度以及思維方法有關，如果更換表述，稱某地的空氣質量‘不健康’或者‘很不健康’，這是否容易引起心理恐慌?將來，這可能是一個科普宣傳的問題。(即，普及“良”、“輕度污染”等評語的真實含義，記者注)”

　　“而且，國外還發空氣質量警報，說今天不能上街，車輛要限行，工地不能開工，這些做法在中國能不能推行，還都有待討論。”魏復盛說。

　　實際上，一旦推出PM2.5國標，短期內，眾多城市必然無法達標，受之影響，如果AQI換用美國式表述，那么，他們的空氣質量評語極可能是“不健康”，甚至更差。

　　“空氣質量客觀存在，不管如何評價，它對人體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玩一個文字游戲，我覺得沒有這種必要。”束炯說。

　　“我希望，有關AQI的最終表述可以盡量反映真實情況，若空氣質量對健康有害，該寫‘不健康’就一定要寫‘不健康’，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便其采取應對措施。”馬軍說。

　　PM2.5將引發革命?

　　盡管兩份草案引發諸多討論，“但總體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過程。因為，前一次征求意見后，很多建議、要求，比如，收緊氮氧化物限值，增加臭氧、一氧化碳、PM2.5等指標，都已被新版意見稿采納，這體現了一個公開、透明、參與式的立法過程。”馬軍評價道。

　　既然如此，這份新標準前景如何?“就環保部而言，他們確有誠意、意愿、決心推動這項工作，而且，我國的工業發展也到了一個轉型期。這是一個機會。”但同時，魏復盛也告訴時代周報，目前，好多部門都認為新標準要求太高，推動標準出臺需要很大努力。

　　“公布PM2.5數值有兩方面作用。首先，這將給各地政府帶來警示，促使其減少形成灰霾天氣的人為因素，逐漸改善空氣質量;其次，數值公布后，城市居民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

　　不過，束炯坦言，硬幣的另一面是，新標準推出后，很多城市的天氣優良率會下降，有的大降，有的小降。

　　比如，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社會管理的優勢，上海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小，即便如此，這也意味著上海要承認，全年1/4―1/3的天數是灰霾天氣。“上海市政府曾多次表示有意愿、決心做出改變，但放眼全國，阻力是必然的。”束炯說。

　　“這不僅是面子問題，實質意義上，還會對城市形象、人才引進、招商引資等造成影響。”馬軍認為，新標準敲定意味著，若某一地區未達標，其可能被要求制定時間表，治理污染。但汽車尾氣、大型工廠等污染排放源頭很難攻克，若一定要治理，當地的GDP“傷得起”嗎?

　　其實，治污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原來的PM10中，PM2.5占了60%―70%，盡管近年PM10有所下降，但PM2.5呈上升趨勢。”魏復盛告訴記者，能源燃燒、工業污染造成的細粒子實際很難去除。目前，燃煤煙氣脫硫、脫硝以及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等措施都有助于減少PM2.5，但這將涉及到很多產業的技術改造、升級與轉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人才。“這在一時半會兒無法實現。”

　　此外，“浩大”還體現于，灰霾的形成是一個區域性污染，換言之，某個城市出現灰霾天氣，責任可能不在當地，而在于其上游。所以，正如山東的舉措，改善空氣質量必須整個片區聯防聯控，而這又涉及地方力量的博弈。

　　“但我認為，這些都不應成為阻止PM2.5值監測、發布的理由。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并通過準確的監測和發布達成社會共識。如果沒有全社會的認同，那么，克服這么嚴峻的挑戰非常困難。”馬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