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線對人體有什么傷害

拍攝一張X光胸片，當射線在檢查區域曝光時其曝光率約為160毫西弗特（計量輻射度的單位）／小時，約為0．045毫西弗特／秒。以胸部肋骨骨折為例，拍攝一張胸片大約需要0．5秒，因此接受一次胸部X射線檢查，患者要承受約為0．023毫西弗特的輻射量。根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制定的標準，輻射總危險度為0．0165／西弗特，也就是說，身體每接受一西弗特（1西弗特＝1000毫西弗特）的輻射劑量，就會增加0．0165的致癌幾率。因此，一次拍攝40張X光片會對人體造成0.92毫西弗特的輻射量，增加0.00001518的致癌幾率。人們早就證實，電離輻射極易致癌，而X光正屬于此類輻射。高夫曼首先提出假設，經過反復驗證后得出結論：在美國，大量的癌癥病例確系醫療輻射引起。與之相反，缺血性心臟病(又稱冠心病或冠狀動脈癥)以前從未被人認為與電離輻射有關。如今,高夫曼的研究工作以具體數字將真相公之于眾:60％以上的冠心病患者死因與醫用X光有關。
1995年，高夫曼完成了一項有關乳腺癌病因的研究。其結果表明，在每年經確診為乳腺癌的18萬例病人中，大約有2/3的患者病因與醫用X光有關。在最近一次調查中，除了“各類癌癥”和乳腺癌之外，高夫曼還重點研究了消化、呼吸、泌尿和生殖系統的癌變情況。他發現，只有女性生殖系統方面的癌癥與醫療輻射沒有直接聯系。
上述研究成果不僅證實了醫療輻射和常見絕癥之間的關系，還傳遞出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信息：減少醫療輻射，可以避免誘發癌癥和心臟病。在過去的20年中，人們還摸索出不少方法，在確保治療效果的同時，盡量減少X光照射。

電離輻射禍福相伏

電磁輻射是指以光子束形式傳播能量的過程。按照能量的遞增順序，光子束可分為無線電波、微波、紅外線、可見光、紫外線、X光和伽馬射線等。而后3種光子束具有足夠的能量，可在與原子或分子相遇時碰撞出電子，即發生電離輻射。但是，只有X光和伽馬射線才能穿透人體內部器官。
高氏研究報告中的“醫用X光”特指用于醫療診斷的X光，即在牙科檢查、熒光檢查、CT掃描、正骨、異物查找、導管和縫針放置、外科手術導引等不同的醫療過程中使用的X光，而不包括用于治療癌癥的X光。后者為了殺滅癌細胞，而增大照射劑量。
醫用X光對于細胞所造成的破壞并不直接來自X射線光子，而是來自光子運動中釋放出的高能電子。電子在運動過程中,漫無規律地將其部分能量傳遞給生物分子,導致了高夫曼所說的“化學和生物破壞”。例如，源電子使其他電子由分子中逸出，生成一股電子噴流。這就使分子處于一種高能狀態，從而產生出在電離的X光條件下才有的化學反應。
這種破壞可能帶來一些不良后果，如殺死細胞、破壞細胞內部結構，或者導致變異——對遺傳分子產生難以修復的終身性破壞。假如說X光的能量確實會產生這種效果?熏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安全的或可接受的電離輻射劑量。而且，連續的X光照射所造成的破壞具有累積性，危害更大。同時，對于X光的破壞，人體自身雖然具有較好的修復功能，但也并非無所不能。
遭受X光破壞后的細胞極易誘發有機體突變。大量的流行病理分析也一再證明，這些細胞還是幾乎所有類型癌癥的“禍根”。然而，美國國家研究顧問委員會主席愛德華·拉德夫德卻不以為然。在對電離輻射所造成的生物影響進行了一番調查之后，他認為，將這些發生變化后的細胞定性為人類已知的各類癌癥的罪魁禍首，還為時尚早。

劑量—反應：相關分析

眾所周知，導致癌變的因素還有很多，例如吸煙或營養不良。高夫曼提出“醫療輻射誘發多種癌癥”這一假設后，為了加以論證，他必須確定所謂的“原因分數”（或稱原因百分比）。
癌癥和冠心病均由多種病因誘發。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上述絕癥發作。其中，必要因素在病情發展過程中起著主要作用。試舉例，如果醫用X光是75％的癌癥致死病例的必要因素，那么其原因分數為75％。換言之，醫用X光導致了癌癥的75％的死亡率。
計算出原因分數就可探明劑量—反應比。其中,劑量指醫用X光的照射量,反應指癌癥死亡率。（注：此處“反應”特指死亡率，而不是死亡人數。）高氏分析法表面看起來極為簡單。首先，他從美國政府公布的數據中，獲取了全美九大人口普查區各分區的反應信息（各年齡段的癌癥死亡率）。他掌握了每10萬人口中不同性別的癌癥死亡人數、人體不同部位癌變死亡人數，并有選擇地掌握了其他一些致死原因的數據。
接下來是建立一個X光劑量數據庫，這必須克服由諸多不確定因素造成的困難。近期，美官方公布了有關統計數據，并承認，歷年來用于醫療診斷的X光劑量可能要比人們現在認為的低60％。此外，不同設備每操作一次的平均輻射劑量值也相差很大，這也是一個影響因素；而數十年前的劑量數據更是難以確定。這些不確定因素累加起來，會使“平均拉德風險”（指每個輻射單位“拉德”所產生的死亡率）的統計出現嚴重偏差。
高夫曼則提出了一個基本假設，并對其進行了嚴格審核，使上述難題迎刃而解。該假設是：每10萬人口中醫生人數越多，進行輻射檢查的次數（劑量）就越多。這一假設符合人們的常識，并為聯合國原子輻射影響科學委員會（UNSCEAR）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評估研究工作所證實。這一假設還從其他方面得到了進一步證實，比如說，醫用X光膠片銷量與每10萬人口醫生數量之間也大體呈此比例。
因此，由于缺少劑量的絕對數字，高夫曼利用了每10萬人口從醫人員的數據，來描述九大普查分區的相關劑量。幸好，各地之間的數字差異比較大。而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劑量存在差異，才使得劑量—反應分析富有意義。如果各區的劑量數據完全相同，那么就無法得出“醫療輻射是癌癥病因”的結論。隨著分析研究的深入，另一項統計要求也得以滿足：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九大分區的劑量數據相對比較穩定。
反應、劑量兩組數據都具備后，高夫曼必須對其加以測試，弄清相互關系，以證明或推翻其“醫用X光是導致美國人患癌致死的主要原因”這一假設。為此，統計學中的回歸分析法發揮了重要作用。此方法可用于計算出一條曲線來顯示劑量—反應比。人們可以通過使劑量數值趨于零而進一步確定X光之于患癌致死的原因分數。當劑量數值為零時，相應的反應數值就是未受醫用X光照射誘發的癌癥死亡率，即非輻射致癌死亡率（設為N）。然后，從總的癌癥死亡率（設為T）中減去非輻射致癌死亡率，其差除以總癌癥死亡率，所得即為我們需要的原因分數:(T-N)/T。
分析結果，高氏得出了較高百分比的原因分數，從而證實了其假設，即醫用X光是使美國人患癌的禍源。

心臟病也源自X光

從狹義上說，這項研究工作到此結束。但是，作為一名深思熟慮的學者，有必要進一步查清輻射與非癌癥患者之間的聯系。正如所料，他發現，在對醫療輻射做出反應方面，非惡性腫瘤與惡性腫瘤的表現大相徑庭。而冠心病死亡率則表現出與輻射之間的出乎預料的緊密關系。
科學界有一個基本觀點，即相關性不等于因果性。癌癥和冠心病與醫用X光之間驚人的相似反應，亟須有系統地加以說明。一些研究人員曾提出看法，認為誘變劑（或致突變因素）會使冠狀動脈平滑肌上形成小瘤，而高夫曼就是由此入手。這一假設與其所揭示的冠心病和醫療輻射（作為一種已證實的誘變劑）之間明顯的劑量—反應比頗有契合。
當然，有研究表明，誘發冠心病的其他因素很多。高夫曼本人也有過多年的研究。限于篇幅，他未作詳細闡述，只是指出，冠狀動脈上的小瘤和不良的血脂蛋白含量、高血壓、吸煙、肥胖及機體失能、糖尿病、營養不足等因素一樣，極易誘發疾病。
高夫曼一方面強調,醫用X光和冠心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劑量—反應比,這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他也承認，研究工作“仍有待深入下去”。不過，既然已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那么，也就為將來預防心臟病和提高治療效果創造了條件。

X光仍有用武之地

盡管X光是誘發癌癥和冠心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對于維護人類健康仍然功不可沒。人們應當以不犧牲X光的這些用途為前提，盡量減少輻射劑量。在高夫曼公布了乳腺癌研究成果之后，一些人頗有異議：輻射劑量早就有所減少，高氏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一方面，X光的使用大為減少，甚至被取消；另一方面，其他手段紛紛取而代之。例如，許多醫院已經轉而大量使用CT掃描，可是根據UNSCEAR的研究報告，其輻射劑量竟是“傳統的”診斷檢查手段的10倍。
值得慶幸的是，讓X光揚長避短并非不可能。1998年的一份UNSCEAR報告中，列舉了不少既能減少輻射劑量，又可增強X光成像效果的新技術，如使用稀土屏幕和碳化纖維材料、增大電壓限值等。每項技術都能減少一點輻射量，而綜合使用后的效果就更加明顯。
病人作為接受治療的一方，應向醫生吐露自己對于所需輻射劑量的擔心，行使自己所擁有的了解如何減少輻射劑量的權利，同時與醫務人員互相配合，以提高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