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數據和證據作為決策的依據,是科學家的一貫習慣和最愛,因為科學研究的工作方法就是這樣,只相信數據和證據。但數據和證據真的能代表一切嗎?
如果科學家都不能充分利用大數據,那么指望誰能利用?只需要考察一下使用量化指標的典型代表,如期刊影響因子、H指數和grant-incometargets,就明白這種量化指標的局限性。
學術傳統中最珍貴的元素是多元化或個性化,但是個人量化指標不可能在保證公平的基礎上體現多元化。
設計不良的評估標準常對科學家職業產生干擾。第104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院長Rowan Williams曾經把這種現象比喻為,當前大學中的“新野蠻”。一起都向量化指標看齊,指標已經變成權利,決定了科學家的價值、身份和生存。
2014年4月英國著名科學計量學家James Wilsdon.是英國政府獨立學術計量審查的委員會的主席,最近該委員會發表了審查結果(go.nature.com/smbaix) 。這一審查結果將成為英國政府基金進行下一輪資助的重要依據,涉及年度經費規模達到16億英鎊。最讓人擔心的是,這一量化指標趨勢可能會籠罩整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
可以肯定是,熱衷量化指標和對量化指標的恐懼將會繼續下去。因為量化評價不僅是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參考,也是研究機構制定競爭資源策略的需要。
一方面,對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和研究評估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也越來越依賴研究質量和影響力的量化分析。研究機構為了發展戰略也需要對科研進行有效管理,也需要搶奪聲望、學生、員工和資源。這也造成對實時大數據分析、研究工具和能力的客觀需求。
廣泛使用量化指標和社會影響指標有其積極意義,能讓社會變的更加開放,促使學術研究體系更開放更負責。不過,調查發現只有少數科學家支持使用量化指標,這說明整個科研領域對量化評價存有爭議和誤解。
James Wilsdon的觀點是,支持使用量化指標,但不能取代同行評議。同行評議并不完美,但是目前最好的學術評價形式,應成為評價學術論文、研究方案和個人的基礎方法。
量化指標只能局限于開放的能相互操作的系統內使用,基礎數據是收集和處理方法的開放程度,是量化指標可靠性的重要基礎。沒有正確的標識、標準和語義,任何指標都會失去價值。
大學、基金資助機構和出版商需要協調共享其數據,讓研究人員和數據系統更容易獲得相關數據,尤其是基金項目。如果指標可靠,而不增加管理負擔,科學家團體應該廣泛采納,如ORCID標示將給個人和研究工作帶來很多方便。
將復雜的問題變成簡單分數有誘惑力,但令人擔心的是將量化指標作為游戲規則的指揮棒,導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人員管理和招聘委員會必須避免將量化指標作為任命和晉升決策的依據。在評價學術質量和產出對政策、產業和社會的效益方面必須包括專家的判斷。
有時候,只要負責地使用符合標準指標,用量化指標作為決策依據是有用的。例如,文章引證指標評價學術影響力非常有用,但也要充分考慮到其局限性。期刊影響因子作為判斷期刊水平是有價值的,但是不能作為論文和作者水平影響力的依據。為了減少濫用的可能性,出版商應該停止他們對期刊影響因子的不健康宣傳。
從學術研究角度,科學家應該開發更全面更準確的度量方法或評價指標。分析問題,討論都十分關鍵,James Wilsdon的博客上專門對評價指標進行討論。參考英國文學評論每年都有“最爛性愛劇情獎”,該網站每年評選出“最爛學術評價指標”獎。不過可能會有許多候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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