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生命的秘密》：聽沃森講述DNA的前世今生

　　4月，被譽為人類“DNA之父”的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家詹姆斯·沃森剛剛在中國度過了他82歲的生日。而一本由他所著的、為DNA雙螺旋結構發現50周年的獻禮之作《DNA：生命的秘密》也在近期與中國讀者見面。

    《DNA：生命的秘密》，詹姆斯·沃森、安德魯·貝瑞著，陳雅云譯，世紀出版集團北京世紀文景2010年5月出版

最早參與基因療法的病人辛迪·柯特薛爾到冷泉港實驗室參觀后，給沃森的畫像

　　1953年4月25日，這個本是平常不過的日子，因為《自然》雜志上一篇篇幅只有一頁的短文而變得意義非凡。詹姆斯·沃森與克里克在這篇短文中宣布他們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這一發現不但讓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榮耀，更揭開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革命的序幕：在DNA分子美麗的螺旋曲線中，找到了開啟科學新紀元的鑰匙。

　　如果說《雙螺旋：發現DNA結構的故事》是沃森在獲得諾貝爾獎后不久，用親歷者的角度來記敘發現DNA結構的故事；而《基因、女郎、伽莫夫》是沃森以自己的情感歷程為主線，告訴讀者科學家亦有與凡人一樣的喜怒哀樂的生活；那么，這部《DNA：生命的秘密》則是以無比宏觀的視野，引領讀者踏上這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基因革命”之旅，讓我們看到這一世界上最偉大的構想，它的失敗與成功以及所面臨的巨大的社會挑戰。

　　要講述DNA的故事，可能地球上沒有人比沃森更權威。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主任弗朗西斯·科林斯說：“沃森在兩項劃時代的大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發現DNA雙螺旋結構，以及為人類基因組定序。”

　　當2000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唐寧街10號首相官邸同時宣布，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第一份草圖已經完成時，普通觀眾可能不會想到，這一歷史時刻有著怎樣重大的含義——它意味著掌握我們之所以為人的秘密，更不會想到在這巨大成就之后運籌帷幄的真正英雄——詹姆斯·沃森。

　　1962年，沃森與克里克和威爾金斯同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此后的歲月里，他一直在基因研究的第一線。1986到1993年他擔任紐約冷泉港實驗室主任；1989年被任命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人類基因組國家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及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還曾榮獲總統自由獎章和國家科學獎。

　　而沃森與中國科學界的緣分則是由來已久。上世紀50年代，沃森在劍橋就認識了中國生物化學家、胰島素合成的領軍人物王應睞。80年代后，他多次邀請中國學者到冷泉港學習、接受培訓或參加會議。近年來，在生命科學領域起到了重要推動和導向作用的冷泉港國際會議及培訓班將合作對象投向亞洲，而正是沃森親自從眾多亞太國家中將亞洲合作伙伴確定為中國。4月6日，被譽為“世界生命科學圣地”的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在亞洲的合作項目——冷泉港亞洲會議項目在蘇州開幕，這也標志著美國冷泉港與蘇州工業園區的合作正式啟動。

　　在美國冷泉港實驗室國際部（亞洲）主任、冷泉港亞洲首席執行官季茂業的眼里，沃森并非是在大眾心目中定格的那種嚴肅的科學家形象。“在我了解，一個科學大家其實跟普通人一樣，也都是多姿多彩的，一般來說，他們有非常強的個性。而沃森就是一個宗師級的科學家。他的個性非常率真，在思考科學問題時，他往往會去掉很多復雜而無關的問題，直接抓住問題的本真。而在與人的交往中，他給人最強烈的感覺，就是率真、隨性。”

　　進化生物學家、長江學者、西藏大學特聘教授鐘揚曾經說過：“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事業，科學家的特質便是從中提取歡樂。”用這句話來形容沃森，似乎是再貼切不過了。沃森不僅是在科學研究中提取歡樂，他更樂意將這種歡樂寫成科普作品與大家分享。

　　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中，寫科普著作的已是不多，而沃森不僅寫，還一寫便是洋洋幾部。不僅寫得多，還寫得如此引人入勝。《DNA：生命的秘密》一書的責編推薦語是這么寫的：“調查顯示，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普遍存在拍案大笑、唏噓不已、眉頭緊鎖、對天發呆并最終會心一笑等表現。如果您也出現上述情況，純屬正常。”如果只看這句話，你會覺得自己拿起的是一部科普著作嗎？

　　“沃森很重視、也很樂意去做科普，他深刻地認識到科普的重要性。”季茂業說，“早在沃森做研究生的時候，他就深刻體會到這一點。當時他跟導師盧里亞從印第安娜到冷泉港開會，與會者可能就幾十個人，但現在看來都是重量級的人物。沃森雖然是作為研究生去的，但因為他的個性比較隨便，跟很多人都有交往，在交往的過程中他很自然地了解到大家在做什么研究、處于什么狀態，于是他一下子就觸到這個領域的前沿中去了。所以他深刻體會到交流的重要性。”

　　普通百姓覺得科學很神秘，搞不清楚科學家在干什么；而科學家不愿意、也不擅長跟老百姓溝通。“沃森認為普通百姓與科學家之間造成的鴻溝，可能對科學研究造成的負面因素更多。”季茂業說，“因為在美國科學研究的經費都是納稅人拿出來的，只有公眾認為這是重要的研究，他們才會支持科學家來做。”不僅意識到科普的重要，沃森還很知道如何來吸引大眾的眼球，懂得利用傳播媒介、名人來包裝科學，使大眾接受，從而做一些對科學有利的事情。季茂業笑言：“中國要開展基因組研究，他甚至建議我們去高調地測試姚明的基因，大眾一定會感興趣。”

　　翻開《DNA：生命的秘密》，從遺傳學鼻祖孟德爾的豌豆實驗開始，到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從雙螺旋、人類基因組到未來可能的突破，在這場堪稱跌宕起伏的科學發展故事中，一個個科學天才伴隨著他們的有趣故事悉數登場。

　　沃森寫道：“克里克小時候老愛問問題，被問膩的雙親只好買一套兒童百科全書給他，希望能滿足他的好奇心。結果這反而讓他沒有安全感，他告訴母親，他怕長大時，所有的事物都被人發現而他將無事可做。母親向他保證，日后一定還會有一兩件事等著他發現。事后證明他母親說得很準。”

　　俄羅斯知名理論物理學家伽莫夫很早就表示出對沃森的雙螺旋的興趣，是登上他們DNA列車的最早的乘客之一。他與沃森創立了“RNA領帶俱樂部”，還親自設計領帶圖案，并且委托工廠制造代表特定氨基酸的領帶夾，作為職位徽章。那個年代，領帶夾上的字母通常是姓名的縮寫，而伽莫夫的領帶夾ALA（丙氨酸的縮寫）也曾因為與他的姓名不符而給他帶來過麻煩。

　　因發明聚合酶連鎖反應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穆利斯是在沿著蜿蜒山路開往加州北部紅杉區的時候突然產生的這個構想。估計很少能有人像他這樣在危險的情況中居然能產生靈感。事實上，并非這條山路如何危險，而是穆利斯每次見到紅杉都會有心理陰影，因為他曾在一個幻想中看到自己因頭部撞到紅杉而死。

　　他們是天才，同時也是普通人。有人喜歡越野機車，有人酷似搖滾樂手，有人將爵位也不放在眼里……當然，這里也不乏優雅、獨立而聰慧的女科學家的影子。

　　沃森這么介紹猶太裔英國科學家羅莎琳德·富蘭克林：“31歲的富蘭克林是出身劍橋的物理化學家，她是個對自己的專業執著得不得了的科學家。在29歲生日時，她只要求訂閱自己所屬領域的技術期刊《晶體學報》作為生日禮物。在實驗室外，她是果決勇敢的登山家，來自倫敦的上流社會，相較于大多數的科學家，她屬于高尚的社交界。在工作臺辛苦一整天后，她偶爾會脫下實驗室的外套，換上優雅的晚禮服，消失在夜色中。”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爾金斯因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分享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富蘭克林已經在4年前因為卵巢癌而與世長辭。如果她還活著或者諾貝爾獎早些授予雙螺旋的話，獲獎名單將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爾金斯，而是克里克、富蘭克林和沃森。這是很多人的共識。當然，這又將引發大家對于女科研工作者的合作伙伴與工作環境的深層思考。

　　1953年，當DNA結構被發現時，這個在實驗室里的輝煌發現似乎與大眾的生活還很遙遠，但是50多年以后，無論是人工胰島素的制作，還是DNA指紋技術在案件偵破中的作用，還是我們觸手可及的轉基因食品，基因技術已經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密切。那么，在以后的歲月中，基因還將怎樣改變我們的世界與生活？

　　而這也正是沃森寫作《DNA：生命的秘密》這本書的原因。在書的序言中，作者寫道：“起初，DNA只是少數專家感興趣的深奧分子，如今它搖身一變，成為改變我們眾多生活層面的核心科技。無論在實用、社會或倫理道德方面，這個改變所造成的影響，都引發了許多艱巨的問題。DNA發現50周年剛好讓我們有機會省思現狀，大膽提出我們個人對歷史與相關議題的看法。”

　　書中幾乎包含了DNA結構問世以來所有轟動一時的社會經典案例全集，也包含了在基因技術發展過程中一直不斷的爭議與反對聲。基因改造食品到底安全不安全？當克林頓總統宣布人類基因組草圖完成時，人類已經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了嗎？辛普森殺妻案中，DNA技術到底是在公平執法還是放走了罪犯？……沃森毫不回避這些問題，并坦誠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沃森將基因改造食品比喻為“麥片盒里的風暴”，他指出：“基因改造食物的爭議融合了兩大類議題。其一是純粹的科學問題，即基因改造食物是否會對我們的健康或環境造成威脅；其二是以跨國公司的侵略性作風和全球化效應為主的政治經濟問題。若要對基因改造食物進行有意義的評估，應該要以科學考慮為基礎，而不是政治或經濟考慮。”

　　在書中，他更為讀者展示了人類醫療的美好前景，在遺傳學不斷發展的未來，老年癡呆癥、精神分裂癥、先天性心臟病、糖尿病、癌癥，以及艾滋病這些困擾人類生活、威脅人類生命的疾病也許能得以預防和治愈。“隨著基因技術的深入，它給我們生活的影響會非常深遠。第一方面，對控制這些困擾我們、影響我們生命質量的疾病，以及對它們的根本性的治療的研究會有很大的提高。第二方面，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性狀，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特殊性狀，現在我們依然不是很清楚，或許它的生物學背景也是非常復雜的，隨著基因技術的發展，這些問題以后可能會越來越清楚。而清楚這些機理，可能會對我們生活質量有影響深遠的提高。”

　　1975年以后，隨著生物技術這一新的產業被創造出來，科學與商業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而現在生物學成為獎賞豐厚的金錢游戲，而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思考態度與復雜問題。

　　在書中，沃森指出，生物技術公司的創建者一般是大學教授，而支撐其商業前景的研究成果自然是來自他們在大學的實驗室。例如Biogen（生物基因公司）的共同創辦人魏斯曼，就是在瑞士蘇黎士大學非實驗室克隆出人類干擾素，作為治療多發性硬化癥之用，而這也成為Biogen最賺錢的產品。而一些問題也隨即浮現：教授是否能以利用大學設施所進行的研究來獲利？學術科學的商業化是否會造成利益沖突？而產業規模的分子生物學進入新時代后，再度煽動了尚未完全平息的安全爭議：在攸關巨大金錢的情形下，這個新產業的舵手會把安全極限推至何處？沃森以一個科學家敏銳的直覺提出這些問題，來引起人們的警醒與思考。

　　在人類基因組計劃帶來大量遺傳學新知識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的思考。在《少數派報告》、《千鈞一發》等科幻電影中，藝術家通過一些極端的想象表達出這樣的擔憂：DNA知識是否必然會造成基因種姓制度、基因的階級制度、一個先天就決定了優勝劣汰的世界？而最基本的問題，也許是我們應不應該操控人類的基因？

　　“這是涉及到基因倫理學的問題。”季茂業說，“多樣性在生物學上是一個合理存在的東西，因為進化的壓力產生了生物的多樣性，多樣性造就了一個繽紛世界，每一個個體在這個繽紛世界里都有它合理的地位，特殊的價值。在生物學上，我們要承認每一個個體是不同的，科學就是要研究他們為什么不一樣；但是，他們的價值不能因為形態不一樣而被抹殺，在社會學上、在法律上，他們是平等的。”他也指出，隨著科學的發展有些問題會更加尖銳，也會碰到一些從來沒遇到的問題，這樣科學家就必須要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