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青年科學家的喜與憂

　　王紅艷：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

　　即使是做到了博士生導師、教授，工資也不過五六千元，在上海生活壓力很大;相當多精力用在爭取課題合作和科研基金上

　　去年6月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高影響因子文章，同時獲得自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今年1月當選第七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一年之內接二連三的收獲和榮譽，為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王紅艷教授的學術能力作了注腳。

　　王紅艷從事的科研與新生兒缺陷疾病的及時發現、干預相關。“現在學習生物、醫學專業的女生很多，不過真正能夠堅持下來做研究的不多，做得好的少之又少。”坐在不到8平方米的辦公間，王紅艷說。

　　她自覺運氣不錯，學術進展較順：1966年出生的她，從本科、碩士一路讀到博士，留美8年，有機會進入一個優秀學術機構工作，并取得成果;2007年接受復旦大學聘任回國后，選擇基因研究課題，有一定偶然性，且僅3年即取得重要突破，發掘到一塊生命科學研究的“富礦”。

　　即使是像王紅艷這樣做到博士生導師、教授，工資也不過五六千元。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如果一對年輕夫婦都在高校做教師，想要過上有房有車的生活，必定會壓力重重。

　　為此她很感激自己的丈夫。丈夫率先回國從商，趕在上海房價飛漲之前買了房有了車。王紅艷2007年回國任教，已不必像許多同齡科研人員那樣，再為了購房安家、支付兩個孩子教育金等高昂支出以及維持一定水準的生活而擔憂，得以更安心專注于科研。復旦大學所在的楊浦區五角場周邊，如今房產均價都已在每平方米兩萬元以上。至于多數年輕教師，若無外力資助，要貸款購房，經濟和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王紅艷感到阻礙女性科研人員成為學術界佼佼者的，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照顧家庭的角色分工和女性自身的人生價值觀念。

　　她說，除非是極有天分的科學“牛人”，否則做科研不可能早九晚五，必須勤奮、多投入，才能有所成就。在生物醫學研究領域，很多女性并非沒有學術悟性和專業能力，只是往往經歷婚姻生育，面對生活壓力和誘惑后，難以專注和堅持。

　　王紅艷36歲才生女兒,40歲生兒子。現在如果不出差，她總是每天早上8點鐘送女兒上學，8點15以前進實驗室，雖然家與學校相距很近，中午也并不回家。通常，王紅艷會在下午6點30左右回家，吃晚飯，陪陪孩子。到晚上8點，再重返實驗室，工作到深夜。

　　這樣算，王紅艷每天的工作時間總有12小時以上。她相信一個對某學科有所了解的人，至少需要在該領域花費1萬個小時以上。

　　3年前剛回國時，她雖是教授，學校能夠提供的只是一間實驗室和40萬元啟動經費。實驗室簡陋擁擠，設備不齊，做基因組檢測又很“燒錢”，王紅艷一直提醒學生不要攀比，先做出成果，一切自然會有。不過，升格做了“老板”，最重要的是保持實驗室的高效運轉，她自己有相當多精力用在了對外爭取各種課題合作和科研基金、聯系樣本上。

　　做基金報告，指導學生、修改論文，做學術交流，加上新添的學院行政事務，王紅艷忙得不亦樂乎。

　　何少龍：歸屬在心靈上

　　感受比較突出的，是用在科研上的時間少了些;能在北京五環外買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但自己的歸屬感不在房子上面

　　36歲的何少龍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超導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副研究員，個子不算高，面龐清瘦，著裝簡單，笑容里帶著些許靦腆。

　　2005年3月獲浙江大學物理系理學博士學位，到2008年8月，何少龍先后在日本廣島大學同步輻射中心和日本國立材料研究所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9月回國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

　　“2005年我出去的時候，感覺國內的儀器太落后。回來后發現物理所的發展非常快，實驗室的設備甚至超過日本。”何少龍也喜歡所里的研究氛圍：他感覺日本的等級制度有些嚴重，師生之間的交流不如國內開放。

　　感受比較突出的，是用在科研上的時間少了些。“日本科研人員在時間上更專注一點，80%到90%的時間都花在做實驗上，而且經費支持比較連貫。”何少龍說，例如一個項目的支持資金一般是5年連續的，不需要反復申請。回國后就要拿出一定的時間來申請科研資金。2009年，已是副研究員的他申請了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研究課題，經費是42萬，時間是3年。

　　“如果不買大的儀器，經費的支持力度還可以，就是申請基金花的時間稍多了一些。”他說，一般每年的3月中旬申報課題截止，準備工作1月份就開始了。“如果把每天的時間完全用在寫研究計劃上，需要10到15天的時間;但由于中間還要做實驗等，各種各樣的事情，一般需要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不過，最重要的是，何少龍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可以自由安排時間。他一般早上八點半到單位，下午6點多下班，在單位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實驗室度過。“每天感覺時間過得太快了，不夠用。”何少龍說，他沒有加班的概念，因為時間比較自由，做的事情又是自己感興趣的，忙的時候就晚一點回家，或者吃完晚飯再回實驗室。

　　何少龍說：“這么好的科研條件，出成果靠努力就行。當然，要出好的成果，還看你有沒有能力抓住機遇。”

　　他對收入還算滿意，每月在1萬元左右，兒子上幼兒園，暫時感覺不到太大的壓力。他一家三口住兩室一廳的房子，是單位租的，月租金1500元;房子就在物理所大院，上下班很方便。

　　何少龍也想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依照目前家庭收入來看，也能在北京五環外買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首付應該沒太大問題，但需要每月還四五千元的房貸，壓力也不小。

　　“我愛人對買房子很著急，但我自己這方面的愿望不是很強烈。”何少龍說，自己的歸屬感不在房子上面，而是在心靈上。

　　張博士：“育種人”日子不易

　　作物育種研究人員最能代表農業科研人員的現狀。在許多單位，出現育種人員老化，沒有30歲以下年青骨干的尷尬情況;青年科技人員在職稱、收入等方面同其他科研領域同齡人相比，差距在拉大

　　張博士是某省農業科學院副研究員，43歲。他認為，作物育種研究人員最能代表農業科研人員的現狀。農業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人員在職稱、收入等方面同其他科研領域同齡人相比，差距在拉大。

　　近年來，許多農業院校出現這樣的現象：從事作物遺傳育種的老師很難招到研究生，即使招到研究生也不認真做育種研究，畢業后更是想遠離這個領域。在許多單位，出現育種人員老化，沒有30歲以下年青骨干的尷尬情況。張博士分析，原因主要有五方面。

　　一是育種研究是一項高強度體力和腦力集成的勞動。在作物生長季節，常常天不亮就趕到試驗田，觀察、記載，一干就是十幾個小時。晴天烈日當空，熱氣撲面;雨天，渾身上下都是泥水。從每年的作物播種、雜交、培育、選種到收獲、晾曬，一個細節的疏忽，就可能導致整個試驗的報廢，數年的心血付之東流。

　　二是現有科研評價體系不利于作物育種。作物育種工作周期長，出成果、出論文慢，在單位職稱評定中，從事育種研究的人員職稱晉升在同齡人中最慢，這直接影響到其他相關待遇。

　　三是作物育種的課題申請難，生存艱難。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潛規則”：談作物育種必談分子育種和轉基因育種，如果不涉及這些內容，就會被評價為課題沒有水平，很難獲得資助。事實是，調查表明：未來5—10年內雜交育種仍然是第一增產技術。

　　四是“育種人”待遇低。作物育種工作是一個長期工作，需要較長時間的工作積累，短期內很難有大品種、大成果和高水平論文。成果和論文少導致研究人員待遇差，許多人改行從事其他工作或放棄育種研究，直接影響到育種工作的持續發展和人才培養。

　　五是出國進修和培訓機會少，知識更新速度慢。因為經費限制等原因，省級農業科研機構出國進修機會少，青年研究人員機會更少。

　　張博士建議，傳統育種研究的資助力度應加大，屬于公益性研究部分由國家財政直接承擔下來，每年有正常經費渠道來源;培育作物品種成果市場交易體系，實現科研單位、作物品種培育人和企業各得其所，經濟、社會效益最大化。從而提高作物品種選育人的待遇;建立符合科研規律的人才評價體系。目前，大多數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才評價中存在簡單量化的傾向，例如只看發表了多少文章而不注重文章本身的質量和科學意義，這是一種誤導。作物育種工作很難進行直接簡單的量化評價，一個品種有時需要經過幾代育種的努力工作，才能發揮出巨大作用。國家應該確立重點的作物育種單位，對其進行長期的資助。作物育種中許多新的發現看似偶然，實際上是源于長期的積累和準備。

　　此外，國家應設立青年農業科研專項基金，吸引和鼓勵青年農業科研人員投身“三農”事業，在國家科技獎評獎、出國進修、職稱和住房待遇等方面出臺優惠政策，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