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科學之問“合作+行為是如何進化的”

　　合作+行為普遍存在于動物界和人類社會. 然而, 在激烈的生存斗爭中, 合作行為的成因是難以被理解的一個謎題. Science在2005年把“合作行為是如何進化的”這一問題列為125個科學前沿問題之一.

　　2016年《科學通報》第一期“Science 125個科學前沿問題系列解讀”中，從中國學者的角度出發, 梳理了國內研究者在合作行為這一領域的研究總體態勢及研究現狀, 進而從理論模型、行為學、神經基礎、分子遺傳學等角度探討了合作行為的機制. 最后總結并討論了中國學者在合作領域進行研究所擁有的優勢及存在的不足, 并對今后的研究進行展望.

　　合作行為普遍存在于動物界和人類社會. 合作被看作是進化過程的架構師, 是語言產生的關鍵因素, 是人類社會的最大成功, 人類社會正是在人幫人的理念之上才能夠得以建立. 在動物界中, 同一種族內部成員之間(如蜜蜂(Apoidea)), 甚至不同種族成員之間(如燕千鳥(Pluvianus aegyptius)和鱷魚Crocodylus siamensis))均有廣泛的合作行為. 人類社會中, 在具有親緣關系或熟識的人群內, 以及非親緣關系的個體或不同群體成員之間均可能存在合作.

　　“世紀科學之問‘合作+行為是如何進化的’” 這篇文章介紹了中國學者是如何回應這一世紀科學之問. 總結了目前國內合作領域的研究現狀, 以期全面了解國內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進而發現優勢及不足, 促進未來研究的發展.

　　文章從研究總體態勢、國家科學布局、國內研究現狀等多個內容介紹了合作研究多方面內容，指出從繁衍后代的人類發展進程到如今的“大科學”時代都讓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到合作帶來的裨益. 合作的產生促進了動物的性別分化, 并通過交配這樣的合作行為將基因傳遞下去. 當人們面對災難時顯得如此無助, 弱勢的人們通過合作行為保護自己和所屬群體. 國內關于合作行為的研究受到了高度關注, 從國家的政策導向、基金支持到國內學者發表合作行為的研究成果都可見一斑. 這些也是中國學者對科學之問“合作行為是如何進化”所做出的回應.

　　通過這篇文章的回顧可以發現, 國內研究者在合作領域開展的研究涉及范圍廣泛, 覆蓋了當前國際前沿研究的各個方面, 包括進化機制、心理機制、神經基礎及分子遺傳學基礎等, 可以說是與國際研究者同行. 值得一提的是, 對于人們“為什么要合作”的疑問, 中國學者開創性地提出“弱勢導致親社會行為”這一潛在機制來解釋合作行為的產生, 豐富了當前國際上關于合作產生機制的理論探索. 此外, 在合作行為相關fMRI研究方面, 國內學者順應當前國際研究態勢及磁共振技術在國內心理學領域逐漸推廣的契機, 積極開展了一系列的探索性研究工作, 從而在神經層面對合作行為做出了闡釋.

　　在未來的研究中, 國內學者亦或可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行為進行研究. 我國是一個集體主義文化的國家, 團結協作的精神向來根植于傳統文化之中. 因此, 應該利用集體主義文化土壤的天然優勢, 在這一文化背景之中開展更多具有良好生態效度的合作領域的研究.

　　未來研究也需要注重具體社會情境對合作行為的影響. 合作/競爭行為可以在不同任務情境和面對不同對象時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 本文回顧的相關合作行為研究有些是在有特定對象下進行的, 有些則是無特定對象的研究(如某些親社會行為). 可以預期的是, 有無明確對象或者對象不同時, 人的競爭/合作行為會有所差別. 例如, 上文中提到最后通牒博弈中公平及合作行為會受到社會距離、社會排斥、許諾、面孔吸引力及群體身份等因素的調節, 而這些因素正是體現了互動對象的不同特征. 這些研究說明在公平及合作相關社會行為中, 互動對象自身所擁有的獨特特征等這些情境因素會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

　　此外, 這些研究也提示將公平及合作相關的決策行為置于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下進行考察, 可能有助于豐富現有的理論和發現, 使研究者對個體執行與遵守公平準則所涉及的動機以及心理機制和神經基礎有更全面的理解. 同時, 對于合作行為的神經機制, 研究者可以借助新的分析方法深入考察合作相關的多個腦區之間的功能交互, 以及這種功能交互與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 在前文中提到了許多在公平及合作相關任務中被激活的腦區(如前腦島、背外側前額葉皮層、前扣帶皮層、杏仁核等), 然而這些研究均只是孤立地考察這些腦區的功能. 后續的研究應該注重對公平行為相關腦區整體性的探討, 而不是對單個腦區的活動進行解釋.

　　近年來得到廣泛應用的多體素模式分析(multi-voxel pattern analysis, MVPA)、心理生理交互(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PPI)分析及動態因果模型(dynamic causal modeling, DCM)分析技術為這一研究思路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 MVPA可以同時結合多個腦區的激活信息以及這些腦區之間的連接信息, 并且利用這些整合性的信息來預測個體的行為表現. PPI分析允許研究者衡量任務是如何調控一個腦區對另一腦區的影響. DCM分析可以同時確定實驗刺激輸入至腦網絡的關鍵腦區, 網絡中腦區之間的因果關系, 以及任務對腦區之間的效應連接的調節作用. 將這些數據分析方法應用于合作行為的神經機制研究中無疑將有助于理解合作行為產生的生物學基礎.

　　人類合作行為的遺傳學基礎仍需進一步探索. 國內外學者業已提供了如鱆胺和5-羥色氨酸這些和合作相關的神經遞質的分子遺傳學證據. 未來研究需要探索是否還存在其他影響合作行為的神經遞質或激素等物質, 并從基因層面對合作行為的遺傳學基礎進行研究.

　　此外, 對于臨床精神疾病患者及神經發育障礙者這些特殊群體而言, 社會功能的缺陷是其顯著、普遍的特征. 社會功能障礙不僅對其生活質量有著深遠的影響, 并且可能成為評估其治療和康復效果的關鍵因素. 鑒于社會功能在個人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對患者的治療要注意到患者所經歷的嚴重的認知和社會功能障礙, 而不能僅以主要臨床癥狀為目標. 基于博弈論范式的社會決策行為是社會功能的重要表現. 因此, 運用博弈論的范式以及加強博弈實驗范式在神經精神疾病診斷和評估中的應用, 研究精神疾患的社會決策行為特點和神經基礎將為了解患者的病理生理機制進而改善其社會功能提供新的視角.

　　正如愛因斯坦所言: “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 在《心理科學》創刊50周年之際, 眾多中國心理學界學者從心理科學未來發展的角度提出了中國心理學所面臨的50個重大問題, 其中第5個問題亦是與Science的世紀科學之問“合作行為是如何進化的”遙相呼應. 在結束本文之際, 謹引用《心理科學研究50題》第25題作為結語, 以強調研究合作行為的重要性與前景. 《心理科學研究50題》第25題之問以“個體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的發展歷程及其心理機制”為題, 其重要的問題包括: 個體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有何年齡特點和發展歷程? 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的生物和遺傳基礎是什么? 親社會行為的認知機制是什么? 它與個體的一般認知能力、心理理論、觀點采擇等社會技能以及動機、情緒等存在怎樣的關系? 社會文化因素(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家庭教養方式、社會規則、情境特征等)如何影響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 如何促進親社會行為, 如何預防和矯正反社會行為? 而要想解答所有這些與合作有關的科學問題, 在未來研究中需要中國學者加強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