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協學術沙龍聚焦傳染病遺傳易感性

　　傳染病是由病原體引起的，能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以及人與動物之間相互傳染的多種疾病的總稱。傳染病曾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和恐慌，鼠疫、霍亂都曾在歷史上肆虐一時。傳染性疾病及其造成的潛在影響至今仍嚴重危害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及人民身心健康等各個方面。

　　為探討傳染病與遺傳易感性的關系，控制危害人類健康的傳染病，中國科協第43期新觀點新學說學術沙龍將主題確定為“傳染病的遺傳易感性”。由中國麻風病控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麻風病防治協會會長張國成，中國麻風病防治協會副會長、山東省皮膚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長張福仁共同擔任領銜專家，來自北京大學等8所高校和中國科學院等5所科研機構的27名學者參加了沙龍。

　　有關專家在沙龍上介紹，傳染病種類眾多，我國已確定包括2009年暴發的甲型H1N1流感等傳染病共39種。目前，甲類傳染病鼠疫和霍亂控制情況較好，未出現較大規模的流行，但乙類和丙類傳染病流行形勢一直比較嚴峻，已經成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其中，麻風病是導致畸殘的一種慢性傳染病，曾在全球廣泛流行，與結核、梅毒并稱為世界三大慢性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我國曾是麻風病嚴重流行的國家之一，1975年全國登記麻風病人47萬例，長期以來被視為可致畸殘和難以治愈的烈性傳染病。最近30年來由于政府的重視、關懷以及科學的進步，該病已成為可防可治的疾病，社會印象已有所改善。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政府提出了力爭在世紀末實現基本消滅麻風病的奮斗目標，按世界衛生大會（WHA）消除麻風公共衛生問題的患病率（1/10000）標準，我國以國家為單位于1981年達標，以省（市、區）為單位于1992年達標，以縣（市）為單位統計，1996年達標縣市為98.4％。

　　但近15年來，我國麻風病每年新發病例數沒有顯著減少，新發患者中兒童病例始終持續在4%左右，表明某些地區傳染尚未控制；新患者畸殘率波動在27%～40%左右，表明麻風病的早期發現尚有問題。

　　專家表示，傳染病的發生是致病微生物、宿主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人們在與傳染病的斗爭過程中曾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但微生物在不斷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能夠對不同的環境信號作出反應，快速改變基因表達方式，導致出現新型傳染性疾病，如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型流感病毒。另一方面，由于生態環境的變化、微生物與人類的生物學特征變異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曾經得以控制的疾病（如結核、瘧疾、霍亂、鼠疫）又重新在小范圍內流行。因此，人類與致病微生物之間的斗爭將是漫長而持久的。老傳染性疾病的死灰復燃和新傳染性疾病的不斷出現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公共衛生局面，這是人類在自身發展和社會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嚴峻的現實。而病原體和宿主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感染與否以及感染后臨床的不同表現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對病原體的暴露機會、病原體的毒力差異、個體的健康狀態和宿主的遺傳因素等。這其中個體的遺傳因素有著重要的作用，遺傳易感性是指由遺傳決定的易于患某種疾病的傾向性。

　　以麻風病為例，作為傳染病，其致病源麻風分枝桿菌的基因組序列已經測定，研究人員比較了來自印度、巴西、泰國和美國四個不同地域的麻風菌的基因組序列，盡管四種麻風分枝桿菌分別來自地理位置相距遙遠的地方，但對這四個基因組序列的對比分析顯示，它們之間的相同程度高達99.995%。這充分證明麻風分枝桿菌變異性極低。麻風分枝桿菌缺少多樣性的事實表明，麻風病臨床復雜表現主要取決于宿主差異而非麻風菌。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至少有兩組基因控制人體對麻風分枝桿菌的免疫反應，說明麻風分枝桿菌感染個體后發病與否、個體發病后的臨床表現都與基因相關。山東省皮膚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長張福仁領銜的研究團隊歷時數年，在山東、江蘇、云南、安徽等省份收集麻風病例和正常對照標本數萬份，建立了麻風病的遺傳資源庫。在此基礎上，采用通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方法對數以萬例的麻風病患者及正常對照進行研究，發現了麻風病的7個易感基因，首次從分子生物學水平闡明了麻風病的發病機制，實驗結果得到了國際公認，這一重要的原創性成果已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

　　同樣，其他傳染病也具有類似的模式。例如結核病，結核是我國單一感染因素引起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但是在感染人群中僅1/10發病，這表明個體差異可能與結核病易感性相關。

　　因此，醫學界認為其他的傳染性疾病可能也具有類似的遺傳背景。在過去的十幾年間，遺傳易感性成為國內外傳染病研究領域的熱點。進入21世紀后隨著基因組計劃、基因作圖、單體型圖的完成及基因芯片的應用，為傳染病的遺傳學研究提供了更多工具和方法。隨著研究的深入，包括麻風病、艾滋病、肝炎、結核、腦膜炎等越來越多的傳染病的易感基因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