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五四精神的內涵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政治氣候的寬松，對五四的研究開始出現“眾聲喧嘩”的局面。關于五四的研究不再是既有的“政治結論”一統天下，這自然是好事情。然而，隨著五四研究“多元”言說時代的到來，五四這個歷史符號也愈加曖昧難明，五四這一段歷史也有被攪成歷史糊涂賬的危險。　　

　　1996年，海外學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林毓生到上海訪學。在一次有眾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會的演講中，林毓生被問及“如何繼承五四遺產”的問題。大家就是大家，林毓生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謂一語解紛，一言息訟，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了困擾了中國學界多年的問題。林毓生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把五四這個價值符號分成三個層次：五四的口號；五四的理念；五四的精神。林先生的結論是：口號可以商榷；理念可以批評；但五四的精神不能丟棄。　　

　　那么，五四精神的內涵有哪些？或者說，我們今天必須繼承的五四精神遺產都有哪些層面？我嘗試把五四精神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民主精神；科學精神；人道精神；個人主義；自由精神；獨立精神；批判精神。　　

　　五四的諸般精神取向在后來的中國現代史的洪流中歷經沉浮，命途多舛，其中亦多有直到今天還是我們的努力方向者。比如“民主精神”：國民黨統治時期，“訓政”階段一再延宕，“民主”的兌現終至無期。再比如“人道精神”：我們竟然有漫長的幾十年談“人道”色變，“人道主義”被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那一套，似乎我們社會主義可以不講“人道”似的。“人道主義”與“革命”的沖突究竟在哪里？我后來終于想明白了：人道主義發展到比較高的境界的時候，是把敵人變成人；革命發展到極端狀態的時候，則正相反，是把人變成敵人……其他舉凡“科學精神”、“自由精神”、“獨立精神”、“批判精神”，有的固然可以說曙光初現，有的則依然是我們的“仲夏夜之夢”。　　

　　有人會提出疑問：你似乎漏掉了五四的“愛國精神”？應該說提出這樣的疑問是正常的，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五四這個價值符號究何所指？我們今天談五四，其實是有兩個路徑的：一是指五四運動；一是指五四新文化運動。用五四來命名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那是自然之事；唯獨后來用五四來冠稱“新文化運動”難免啟人疑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本來分屬于不同的價值譜系。五四運動作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當然有它的“政治關懷”；而新文化運動則自然不能說沒有它的“政治關懷”，但更主要的毋寧是它的“文化關懷”與“知識關懷”。也許是我“小人之心”，我一直覺得把新文化運動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也許正是為了用“愛國”來遮蔽（回避）新文化運動更具普世色彩的其他諸般價值主張。　

　　正如因為約定俗成，我們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同樣是約定俗成，我們今天談五四，所指已經不是作為學生愛國運動的五四運動，而是發端于1915年，延續至20年代早期的新文化運動。我們所說的“五四精神”嚴格講來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如果一定要新文化運動也“愛”什么的話，與其說它是“愛國”的，毋寧說它是“愛真理”的。換句話說，五四先驅是通過“愛真理”來愛這個國家的；當“愛國”與“愛真理”發生沖突的時候，我相信五四先驅定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后者。可以拿來作為佐證的是胡適的一件事。1933年，日寇步步緊逼，形勢危如累卵。有董姓者在《大公報》上發表“愛國”高論，稱正好利用百姓的“無知，好對付，肯服從”，拉他們的伕，盡他們的所有供給軍需，讓他們去堵日寇的槍眼。針對如此“流氓愛國”的論調，五四先驅之一的胡適態度鮮明，他在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言：“如果這才叫愛國，亡國又是什么。”　

　　19世紀俄羅斯思想家恰達耶夫說：“愛祖國——這是壯麗的事情，然而還有更壯麗的事情，那就是愛真理”，“我并不想學會帶著閉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腦、封上的嘴巴來熱愛祖國”，“我首先用真理為祖國承擔義務”。這些飽和著痛苦的愛的文字或可移用過來作為五四一代關于國家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