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盛大創始人陳天橋向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捐款1億美元用于大腦基礎生物學研究的消息，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媒體紛紛發問：陳天橋為何不把錢捐給中國高校？陳天橋把錢捐給美國，中國科研界是震驚還是遺憾？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反觀我國企業和私人捐助科研的現狀及體制。
目前私人捐助者少
山西大學教授厚宇德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到目前為止，我國科研投入基本上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企業和私人捐助還未形成一定規模。”這種現狀與我國總體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有關。“私人捐助科研，首先需要資本和財力。而在我國的經濟體制當中，私有企業是近幾十年才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有了捐助科研的前提和可能。這與我國總體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是有關系的。”厚宇德如是說。
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鮑鷗也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相比于西方，中國科研領域的私人捐助渠道和金額都較少，應當看做是歷史的發展進程。“私人捐助科研需要一個積累過程。一方面，中國本身的科學技術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后才有一個比較長時期的穩定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富有階層的人群本身積累時間也不長，中國當前的富有階層文化層次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低的。”鮑鷗認為，面對國內私人捐助科研的現狀，我們應當首先考慮到，富有階層中有知識的人占多少比例？而其中能認識到基礎科學對國家發展意義的人又有多少？“這與我國短時間之內的高速發展以及富有階層的人群結構都是相關的。”
鮑鷗介紹，在西方社會，捐助科研也是企業回饋社會的一種表現。西方很早就有私人捐助科研的傳統，最早是貴族或富商個人對某個學科領域感興趣，進而進行科研投入。比如近代物理學史上非常著名的索爾維會議就曾得到私人的捐助，而著名的諾貝爾獎更是私人捐助科學的一個實例。私人捐助國際上聲譽比較好的大學或者研究所，甚至某些著名科學家的學派，也是向社會展示企業形象的很好方式。
科研捐助背后的邏輯
在一個規范的社會環境下，私人捐助科研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正效應的行為。
對陳天橋捐助加州理工大學的事件，很多科學界人士質疑，為何中國的企業家更傾向于捐助美國而非中國？厚宇德認為，造成這一現狀的至少有如下兩方面原因。
“首先，我們社會的信用體制正處于一個建設的時代，人與人之間還缺乏足夠的信任。其次，我們的科學家有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向社會作通俗的說明？如果這種展示和交流欠缺的話，社會公眾和企業家就可能并不完全了解科學家們的科研現狀。”厚宇德認為， “企業界是一個行業，科學研究是一個行業，兩者之間的溝通不夠。科學家應該主動拉近自己與公眾的距離。”
這方面一個積極的例子是，上世紀20年代，德國哥廷根大學的理論物理學教授克萊因發現在理論物理領域比較難得到國家的科研資助。“他于是著手請來銀行家、金融家和實業家，讓他們與著名的科學家一起成立協會，互相了解、切磋，闡述自己的想法，從而得到企業和金融界的認可，成功獲得捐助。”厚宇德舉例說。
建立完善的科研捐助制度
有科學家認為，陳天橋捐助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有完善的捐贈體制，為私人捐助者進入科研領域提供機會和正當的渠道。
盡管目前國內基金會的數量已經不少，但是其中一些的目標定位卻并不十分明確。雖然有很多組織掌握了一筆錢，但是不知道究竟應該做什么，需要怎樣做。因此，國內基金會迫切需要努力吸收專業性、獨立性的人才加入，為基金會確立明確的發展目標。
武漢大學法學院一名研究人員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對于科研領域私人基金的運作，透明度和規范化是基金管理制度建設的重要方面。“雖然基金會是非盈利機構，但是國外基金會的運作方式與上市公司差不多，對募集資金的渠道、資金運用與支出、資產投資、人員管理、審計和公示等都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信息透明度極高。而國內的基金會，由于法制建設并不健全，所以運作的透明度明顯欠缺”。
“我國對私人捐助科研還應當給予一定的政策利好。比如說，國家可以在稅收制度上向捐助科研的企業適當傾斜，作為鼓勵企業和私人捐助科研的措施之一。”厚宇德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