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如何過“寒冬”

畢業證書上不再出現“中外合作辦學”、可申請轉入中外合作辦學的其他專業、研究生推免比例和非中外合作辦學專業相同……“這些表面上利好的消息，真的就利好嗎？”不久前還在幫表弟填報志愿的李文（化名），面對最近圍繞中外合作辦學的一系列新聞，心里打了一個問號。

眼下，正是火熱的高考錄取季，但部分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卻遭遇“寒冬”。在今年的高考錄取中，沈陽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沈陽醫科大學等中外合作辦學或國際項目，在部分省份的錄取中遭遇了0投檔。

用腳投票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左右了考生們的選擇？進入疫情常態化階段，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又將何去何從？

被“吐槽”的性價比

分數低、收費高是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最大槽點之一。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有2+2（國內2年，國外2年）、3+1（國內3年，國外1年）、4+0（國內4年，不出國）、4+1（國內4年，國外1年拿碩士學位）等不同的形式。學費在1.5萬/年至10萬/年，大多數為2萬/年至4萬/年。

《中國科學報》記者發現，近年來，國內只有部分省市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高考投檔線維持著不降分的政策，多數省份普通專業與中外合作辦學專業采取兩個投檔線錄取，后者低于前者5分至50分不等。

“2+2”號稱性價比最高的留學途徑。李文就讀于東部某高校中法合作辦學的機械工程專業。他之所以選擇該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2+2”形式就是看中了兩點：一是低分上個好大學；二是有機會獲得中外兩個高校的文憑。

“身邊的同學普遍反映學習起來很吃力。理工科課程，如高數、物理，即使用中文教學也覺得不易，何況用法語或英語教學？在對學習能力的要求方面，中外合作辦學專業比普通專業要高。而同學們多是低于投檔線30分左右進入，學習能力跟不上。”李文告訴《中國科學報》。

一個最明顯的表現是，外語教學只有極少數同學能跟上，多數同學無法聽懂外語，“課上大家總是面面相覷，課后只能用中文教材輔助學習”。

很快，身邊一些同學選擇了“躺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本就不打算出國，希望舒舒服服拿到國內高校文憑。還有一部分人也不是全然沒有出國打算，可是按照中外合作辦學原本設計的途徑，根本出不去。

為了不讓學生大面積掛科，造成教學事故，一些高校隨堂配備專業課教師，用中文給學生再講一遍。

一些高校則“削足適履”，降低專業課難度。這樣的做法又產生了惡性循環——由于達不到外方合作高校在專業課、語言方面的入學標準，為了聲譽著想，外方合作高校就會修改入學門檻，“不降反升”。這就導致能出國的學生越來越少。李文進校后了解到，多年前，有二百來人的專業出國率是70%。如今在同樣的招生與培養下，已下降至20%左右。

李文所在的學院，從前有外籍教師十多名，多時幾十名，疫情后陸續離開，如今只剩下一兩名外籍教師。原本應該由外籍教師講授的課程，或改成了中國教師雙語教學或中文教學，或改成了外籍教師主講的線上課程。

“2+2”辦成了“4+0”，越來越多學生在畢業后拿不到預期的中方、外方的學位證。“專業沒學好，留學也留不成，感覺更像是花高價上了一個培訓班。”李文感嘆道。

本土化問題矛盾重重

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外合作辦學，應經濟全球化加速而生，成為當時我國提倡“本土留學”的重要方式之一。

據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達到2100個，相比10年前翻了一番。在校生規模達50多萬人，已有180萬畢業生走向市場。部分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形成了自身品牌，優秀畢業生就職于世界500強企業、知名央企等。

然而近30年間，由于發展速度過快，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暴露出各種辦學問題。特別是2004年左右，高校中外合作辦學進入了“跑馬圈地”的鼎盛時期。粗放式發展帶來的矛盾在2011年左右集中爆發，媒體對中外合作辦學中存在的“文憑工廠”現象進行了各種抨擊。

“時至今日，公辦高校對選擇外方合作對象非常慎重，‘文憑工廠’已在我國境內徹底清理。”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常務理事、牡丹江大學副校長孟中媛說。

“文憑工廠”的印記被抹去，但抹不掉的是“中外合作辦學是賺錢工具”的印象。“學生視其為花錢進好學校的通道，學校視其為賺錢工具。高校對于后續的辦學問題缺乏深入思考與有效落地的舉措。”上海大學教授葉志明說。

尤其是新冠疫情暴發后，學生想留學卻又出不去，再次“升溫”的中外合作辦學話題，讓人才培養的問題再度浮出水面。

往年，上海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只招收普通班。但今年，該校停止了該專業的普通班招生，全部改為中葡合作辦學項目。中葡合作辦學項目的學費為每年3萬元，是普通班的6倍。該校招生簡章顯示，全部轉入中葡合作辦學的有三個本科專業：土木工程、電氣工程及自動化、環境工程，總共招收180人。

葉志明告訴《中國科學報》，土木工程涉及各國建設的規范與標準。按照歐盟標準培養的學生想在中國獲得注冊結構工程師，會遇到不適配的問題。而且，土木工程是實踐性較強的專業。國外在建項目少、施工進度較慢，即使到國外實踐，短時間內學生也學不到太多實質性內容。

學生畢業后多進入葡方企業，但就業面不會很寬，如葡語覆蓋的我國澳門地區，以及葡萄牙、巴西等少數國家。在國內就業，除了外語略具優勢，是否能比普通班更有專業優勢，還要打一個問號。

曾任教于東部某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的楊銘（化名）補充道，同樣的情況還存在于建筑學、會計學等專業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比如建筑學，國內高校本科為5年制，與英國對標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為3年本科。學生很困惑，通常要采取出國讀研的方式，才能把那段缺失的經歷補回來。

會計學則由于中美體系下會計的基本原理、準則不同，學生回國找工作不太適用，還需要重新學習。

據2020年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本科階段中外合作辦學數據調查報告》顯示，“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外合作辦學開設最多的10個專業中，機械設計制造及自動化、金融學、土木工程專業位列前3名，會計學位列第10名。

“中外合作辦學的本土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看似外方占優勢的專業在開設、擴大招生人數等方面須格外謹慎。”楊銘說。

孟中媛提醒道，招生規模擴大會帶來兩大風險：一是能否招到足夠生源，學費高、對外語有要求都會影響其招生，而且一屆不到120人開班，高校可能收不回辦學成本；二是師資能否滿足，且不論疫情環境下外方合作院校的外籍師資開展線下教學受到較大影響，單是中方院校能否在短時間內配齊雙語教學的師資，難度就很大。

隨意性VS規范化

辦學缺少論證，給學生就業帶來困擾……看似嚴謹辦學的背后，為何有如此多的“隨意”？這就涉及國內高校對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解。

楊銘指出，中外合作辦學的管理機制上，沒有一個生態去支撐辦學模式。大多數高校領導只是把它當作一個與普通專業沒有太大區別的專業，導致學校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專業大綱、課程大綱等，往往沒有很好的監管。

實際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最看重的是教育監管體系，其中又以教學大綱、教學管理為重點，并不特別在意師資的流動。“換句話說，教師、領導可以一直換，但只要這套體系執行到位，就能保證學生的培養質量。”楊銘解釋道。

長期從事中外合作辦學研究的西部某高校教師李桓（化名）也留意到這個現象。“國內高校生態更多依賴于人治，比如一任校長批準了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這幾年間投入了很多資源、精力，可一旦他卸任，很多時候項目就無法持續。無法保證項目的可持續性，人才培養質量自然上不去。”

實際上，早在民國時期，我國就有很多高校開展了國際化辦學。不過，為什么說中外合作辦學是近30年的產物？孟中媛解釋道，上世紀80年代，中外合作辦學才有機構的跨境流動。相比以往，它是全方面流動，包括教材、人員、管理者、辦學機制等。“與外方教育機構開展深入合作，有利于我國提升現代大學管理的規范性。如果只是簡單地引進師資，對于高校提升發展建設能力的意義并不是很大。”

規范化本該是中外合作辦學應大力借鑒之處。

在中外合作辦學的過程中，我國也在強調“四個1/3”指標，即引進的外方課程應占全部課程的1/3以上，引進的外方專業核心課程應占核心課程的1/3以上，外國教育機構教師人數應占全部教師人數的1/3以上，外國教育機構擔負的專業課程教學時數應占總教學時數的1/3以上。

但“遺憾的是，由于一些高校并沒有嚴格執行四個1/3，在教學管理的規范化上強調不足，這是導致其辦學質量低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李桓告訴《中國科學報》。以《會計學基礎》為例，一些高校會把原來的一門課拆成上中下三門課，以這樣的方式湊出教育部要求的1/3外方專業核心課。

一些教師在日常授課中并沒有嚴格遵守教學大綱，自己會什么就教什么。這還牽扯到中外合作辦學另一個大問題——師資。

孟中媛指出，優秀的師資、優質的課程在任何地方都是稀缺資源。在中外合作辦學過程中，外方高校不大可能派出最優秀的師資，而是派出全球招聘而來的“飛行教師”，這些教師被專門派往海外高校教學。其傳授的知識與本校相比要打折扣。教學結束后，他們也就離開了。

然而，高校的教育教學過程不單單是傳授知識。很多時候，教師與高校、學生的情感紐帶，以及對其的認同感也非常重要。“紐帶、認同感的缺失是導致辦學質量不高、無法深層次合作的原因之一。”孟中媛說。

葉志明對此也表示認同，“如今已不再是30年前僅需要單純授課的年代，外籍師資也期待與中方師資有更多學術互動、項目合作，這樣才能更好地建立、拉近雙方聯系”。

楊銘身邊有一些外籍教師也希望到亞洲教學，但考慮到薪資不太具有競爭力，又紛紛打消了這個念頭。

但“外籍教師對待職業、工作的神圣感值得我們學習”，孟中媛說。他們未必了解中國的文化、高校的發展歷史，但他們當中的多數人走上講臺時，非常重視儀表，即使是在夏季沒有空調的教室里也是西裝筆挺，而且對有些學生上課打瞌睡、溜號等行為非常反感。他們經常會跟中方高校提意見，希望在教育管理中解決這些問題。

立法、監管、風控須到位

據新東方發布的《2022年中國留學白皮書》顯示，雖然疫情仍在繼續，但86%有留學意愿的中國學生仍然選擇出國留學，其中有40%的留學生已回到了他們的留學國家繼續深造。

“在留學越來越普遍的當下，產生于留學稀缺年代的中外合作辦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了當初的使命。”葉志明指出。

進入疫情常態化階段，學生有意愿出國但又出不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外合作辦學又該何去何從？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利益主體涉及多個方面，中方政府、外方政府、中方高校、外方高校、全球市場、學生等，其辦學模式的復雜程度可想而知。

當下，面臨諸多低質量辦學難題，孟中媛把它們叫作“差異性集合”，包括消費者與提供者之間的文化體制差異、教育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的利益訴求差異、國際慣例跟本土實踐的差異等。

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先后組織了6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的合格性評估，涉及28個省市近300所中方院校，包括26個國家、地區近400所境外合作院校。去年教育部公布，2018、2019年共終止了286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辦學。

“中外合作辦學的特殊性就在于，辦學形式涉及文化、意識形態等多重復雜問題。因此，相關政策的制定、實施，更需要體現國家意志。”孟中媛解釋道。

目前，中外合作辦學主要依據兩個文件，分別是2003年出臺的《中外合作辦學管理條例》和2004年制定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至今已過去近20年。

孟中媛認為，中外合作辦學出現的問題原因有很多，但是立法滯后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外合作辦學實踐經過20多年發展，情況和問題都發生了變化，但其基本法從頒布至今都沒有進行過修訂。比如，前述的外方院校不斷提高入學門檻，如有相關法律依據，就可以借此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

李桓指出，事實上，很多高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運行對于上述兩個文件的理解和執行并不到位，如根據《實施辦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要成立項目管理委員會，以項目管理委員會作為最高管理機構，而非簡單地歸高校自身管理。“需要更多后續文件的支持，保障中外合作辦學被賦予恰當的地位，才能更好實現其辦學目標。”

目前，中外合作辦學的監管主要有兩個平臺、兩個機制，即涉外監管網平臺和證書認定平臺、評價機制和處罰機制。

孟中媛表示，這其中監管要更加到位。例如，對外方的合法合規性實行全程監管。2020年，海南省率先在本科以上層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實行部省聯合審批新模式，這給地方分權管理發出一個良好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