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大學：給中國本土高等教育帶來什么

　　中外合作大學正風起云涌。

　　在浦東陸家嘴金融區，金融廣場對面建起了一座新的校園。在這寸土寸金之地建校，上海紐約大學的高起點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昆山杜克大學也進入籌備階段。

　　教育部網站最新資料顯示：一批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快速發展，2012年，教育部先后批準正式或籌備設立上海紐約大學、溫州肯恩大學、昆山杜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等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大學。

　　這是中外合作辦大學在停滯了六七年之后，重新開啟大門。之前，我國有三所獨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簡稱西浦）和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

　　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辦“洋大學”，一方面是滿足不同層次的教育需求，而另一方面則是許多教育界人士所看重的：能夠給中國本土的高等教育帶來什么。

　　“目前，多辦一兩所大學無關大局，所以我們要辦一所有突破的。”上海紐約大學俞立中校長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教授前來調研時，首先強調了這一點，“應該是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試驗田’，是中美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為紐約大學全球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會是一個多語言、多種族、多元文化匯聚的平臺。”

　　上海紐約大學定位是小規模的精英學校。當籌備者向教育部申請招生時，他們的問題與其他辦學者截然相反：“允許學校最小可招多少學生？”

　　最后確定前兩年每年招收300名本科生，第三年500名，最終學校規模是3000～4000名學生。

　　隨后他們所進行的自主招生面試也猶如“春雷”：一場沒有試卷的考查。學校依據報名者的中學學業情況，從國內挑選了500名學生，分成6批，每批24小時住在校園，“表現真實的自我”。每組有10位考評老師，在定量打分的同時還有描述性的評價。

　　不過，此前中外合作大學一直未邁過高考這道門檻，寧波諾丁漢、西浦和UIC都是按照高考成績錄取。

　　不過，好消息傳來，經教育部批準，西浦決定2013年在廣東省實行基于高考的綜合評價錄取模式，建立學生“高考成績、平時學業成績和高校自主能力測試成績”三位一體的綜合評價體系。考生最終成績按高考成績占60%，學校自主測試成績占30%，高中成績占10%的構成進行綜合評價。

　　于昊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學數理中心物理教師，很受學生追捧。教學、科研讓于昊非常忙碌，但他很享受這種工作狀態，原因是“這里學術是獨立的，我們在學術上是自由的”。

　　他說，“在西浦，教師有話語權。學術委員會、教學委員會，都是由教師代表組成，所有教師都可以參與到學校管理、教學決策，老師們在這個環境中，研究很開心。”

　　“在我們學校，行政部門永遠是服務部門。”西交利物浦大學校長席酉民介紹說，學校設立學生事務中心、學術事務中心、行政事務中心和信息中心四個機構，各個部門責權利明確，保持了權力的平衡。

　　UIC提出，要把學校交回教授、交回教師、交回學生、交回家長以及交回整個社會。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每一項工作應該是以學生的利益作為大前提。

　　當國內大學紛紛提出建設“研究性綜合大學”的目標時，已經步入正軌的三所中外合作大學，無一例外都把提高本科生的教學質量作為首要任務。在西交利物浦大學，講師與高級研究員的薪酬是相同的。

　　從當年只招了160名學生，到現在馬上進行的第七屆招生，西交利物浦大學已經進入了良性發展狀態，目前注冊學生7500人，其中1500名學生在國外學習。

　　學生的畢業去向也越來越集中。到世界名校讀研究生的同學已經占到畢業生的90%以上，2012年帝國理工大學錄取了西浦的60名學生，牛津、劍橋錄取了20多人。

　　“網絡環境下，社會行為方式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們也必須思考什么是大學的2.0時代。”席酉民認為，過去傳統學習方式是一種規范化學習，教材、大綱，給學生設計了一套東西，網絡使學習行為改變，現在學生大部分時間會是“非正式學習”。

　　因此教育者要重新思考教與學、被動學習與主動學習的關系。“學生在中間，學生是主體，在友好的環境中，讓學生自主學習，等他們遇到問題時，老師再給學生幫助。在我們學校，學習后教學，學習永遠是第一位的。”席酉民說。

　　不只是西浦，寧波諾丁漢、UIC，都是采用全英文授課、大班和小班化結合教學，同時實行導師制，老師給學生很多開放式問題，通過研究性教學，幫助學生學會研究性學習或者探索性學習。

　　能夠與世界名校學生同臺競爭，是三所中外合作大學展現出來的成果。

　　在寧波諾丁漢大學，65%的畢業生會繼續深造，其中10%的學生被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帝國理工大學、倫敦大學學院等世界排名前十的高校錄取，其余大部分進入紐約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墨爾本大學、多倫多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原標題：中外合作大學會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鯰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