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創造更好的科研環境，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千方百計推進改革，優化資源組合，為科研服務。他們多管齊下，營造出寬容失敗、摒棄浮躁、潛心鉆研的科研環境，讓科研人員有更多精力按興趣探索未知。
北京，北四環保福寺橋南，中關村南三街8號，匆匆路過的行人很多都不知道，在這個不起眼的院落里，聚集著中國物理學領域頂尖的科研工作者，許多受到全世界科學家尊敬的學術成果在此生根發芽。這里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
1月10日舉行的201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讓人們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
以趙忠賢、陳仙輝、王楠林、聞海虎、方忠為代表的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態國家實驗室(籌)(以下簡稱“物理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團隊因為在“40K以上鐵基高溫超導體的發現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質研究”方面的突出貢獻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此前，這一獎項已經連續3年空缺。
這是物理所榮譽皇冠上的又一顆明珠。據不完全統計，物理所及其前身應用物理所累計承擔各類科研項目千余項;1978年～2012年，物理所共獲各類科技成果獎360余項。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這些成果的產生，得益于國家對基礎科研的重視和相關部門的長期持續穩定支持，更離不開物理所這塊科研土壤的滋養。以高溫超導體為代表的一批優秀成果為什么偏偏在這里開花結果，這塊創新“沃土”是怎樣被造就出來的呢?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為了廣納賢才，物理所領導班子可謂“煞費苦心”。
現任物理所北京凝聚態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首席科學家丁洪，是美國物理學界辭去全職正教授的第一人。他的“辭職事件”一度震驚了美國物理學界。
“放棄美國平靜的科研生活，主要原因是被物理所領導的誠意打動。”丁洪說。
丁洪的經歷只是物理所招賢納才的一個縮影。王恩哥、張杰、薛其坤等一批當今中國物理學界的帥才當年也都是物理所這個“巢”引回的鳳凰。
在1994年中科院提出實施“百人計劃”時，老所長楊國楨就借助這股東風，采用多種形式從海外知名科研機構、大學招才引將，從而奠定了物理所的人才基礎。
為和海外優秀人才無縫對接，2005年3月，時任物理所所長王恩哥首次在美國物理年會舉辦人才招聘答辯現場會，為他們到物理所工作開辟“直達通道”。2005年8月，物理所實施“國家實驗室特殊人才引進計劃”，設立海內外聯聘教授，引進相當于海外終身教授的高水平人才到物理所長期工作。
2008年開始，物理所又通過國家“千人計劃”項目在全球范圍引進國外知名科學家到中國工作。2009年，物理所入選國家首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
除了借助國家政府引才通道，物理所還設立“自選動作”，避免了優秀人才爭過“獨木橋”，適應研究所自身多層次的人才需求。
2006年6月，物理所自籌資金設立所級層次的“引進國外杰出人才計劃”(“小百人”)，作為中科院“百人計劃”(“大百人”)的補充。該計劃實施以來，共引進“小百人”35個，很多“小百人”已經在各自的領域嶄露頭角。
物理所所長王玉鵬自豪地說：“物理所自主引進的‘小百人’最近幾年成長非常迅速，很多人的科研水平絲毫不亞于通過其他途徑引進的人才，很多科研成果均出自他們之手。”
當前，物理所已經有完善的海外人才引進體系。截至2013年年底，物理所累計擁有“千人計劃”入選者11人，“百人計劃”入選者60余名，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已達50余名。
海歸科研人員在國外小有成就，一般回國后多會因政策傾斜得到經費支持和優厚待遇，而在中國土生土長，沒有國外工作經歷的“土鱉”研究人員，常常只能“徒有羨魚情”，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土鱉”們的科研積極性。
針對這一現狀，物理所領導班子堅持：既要吸收外國優秀人才，也要培養扶持國內學者。不拘一格降人才，“英雄不問出身”，拿成果、實力說話。
超導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單磊，1975年生人，自進入物理所做博士后再到留所工作，單磊一直在國內進行學術研究，由于科研成果突出，所里給予其重要支持。這位年輕科研人員在2013年被順利評為研究員，比與他同一時期入所的一些“百人計劃”入選者還早。
王玉鵬指出：“這就是所謂的‘英雄不問出身’!”
慧眼識才，事業留才，讓物理所成為物理人才成長的搖籃。據悉，建所85年以來，先后有60多位院士在所工作。
評價體系是指揮棒，好的科研少不了恰當合理的評價導向，這一點對于基礎研究來說尤為明顯。但是評價體系改革事關重大，搞不好就會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物理所的評價機制改革，可以概括為“重質量不重數量，重影響不重影響因子，重眼前更重未來”。實行之初，這項改革也遇到了一些質疑。有人認為，只有文章篇數和期刊影響因子這樣的數字才是客觀、公平、可靠的，研究質量這樣主觀判斷的東西不準確，還會滋生拉關系、走后門的現象。在實踐過程中，物理所領導班子和學術委員會努力保證評價過程既靈活、又嚴謹，既科學、又公正。
王玉鵬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改革才是最大的紅利，這在科技創新領域也不例外。物理所有自己的實際情況，必須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努力探索，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現任物理所超導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員周興江就是改革的受益者。
作為一位設備研制愛好者，回國后，周興江和學生全身心投入到真空紫外激光角分辨光電子能譜儀的研制中。他除了利用自己在國外工作時獲得的數據發表一些論文外，在物理所的研究組沒有其他論文發表。
而國內研究人員一般不太喜歡自己動手研制設備，因為這樣可能幾年都發不出論文，被認為沒有科研成果，學生也跟著吃虧。
“所里領導從來沒有用論文指標衡量我，始終給予我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幫助。”周興江說，為了保證他們的研制項目按時完成，在資金還沒到位的情況下，物理所甚至先借給他們資金開展工作。
周興江設備的成功研制得益于物理所寬松的科研環境，得益于物理所科學的評價機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物理所認識到高性能儀器設備對實驗研究的基礎性和戰略性作用，在評價體系方面不搞“一刀切”，充分發揮了科研人員的主動性。有了評價機制支持，物理所也一直走在設備研發的前列。
其實在早期，物理所評價科研人員的科研成果追求論文總量，發表SCI論文數及論文引用數，在全國科研機構中曾一度連續12年位居第一。
物理所的SCI論文不少固然可喜，但在高水平的國際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特別是大的原創性工作畢竟還太少。重大、原創、基礎性研究成果少，不僅是物理所，也是我國基礎研究論文中普遍存在的弊病。
“創建國際一流研究所，我們必須在保持一定論文產出的同時，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轉變。” 物理所領導班子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研究人員不再拘泥于數量，開始著眼于高端論文，多做影響力強的好文章。在此評價體系指引下，物理所近年來發表在《科學》《自然》《物理評論快報》3家高質量刊物的論文數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借助“一三五”“創新2020”發展戰略要求，物理所進一步加強在建立一套適合自身發展需求的學術評價體系和學術交流體系上的探索。
2001年以來，物理所開始試行國際評價制度，“讓別人評價自己的成果”。從2001年到 2013年分別組織實施了多次國際專家評價工作，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內著名大學和科研單位相關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對物理所的科研方向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肯定的評價并提出了具體建議。
如今，物理所已經形成了“國際評價機制”和“學術交流與考核評價相結合”的方式，同時以科研成果具有原創性重大突破或符合國家發展戰略需要為更高目標，而不單純拘泥于《科學》或《自然》等刊物上的文章發表數，更多地以“成果”論人才。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物理所圖書館照常開放，所內許多科研人員在不能做實驗的情況下，把時間用于閱讀文獻資料和國外學術著作，或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思考科研及其發展方向。缺少鮮花和掌聲的基礎研究注定是“寂寞”的。
“窮理、有容、唯才、同德”，是物理所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物理所人能戰勝孤寂，取得優秀成果，與物理所幾代科學家在科研中一直保持自得其樂的優良傳統分不開。
超導現象的發現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最初的研究熱潮到后來的逐漸冷淡，最終很多團隊都不得不解散，物理所的超導團隊卻一直抱著對超導科學的渴求，堅守這塊陣地。
中科院院士趙忠賢經常對學生說：“既然獻身科學事業，就要淡泊個人名利。”他和學生經常在實驗室里挑燈夜戰，做著在別人看來“挺死性”的實驗和研究。
物理所是中關村的“不夜城”。深夜，當城市早已進入夢鄉，保福寺橋南的幾座實驗樓仍燈火通明。做完實驗，如電影散場般，科研人員和研究生走出實驗室，饒有興致地談論著一天的進展和收獲。
文化傳承，少不了呵護安心科研的土壤，對基礎研究來說，提供持續穩定的支持尤為重要，物理所沒有停止過這方面的努力。
走在科研前沿，向國際一流研究所奮斗，少不了開放的學術交流。目前，物理所已經與美、英、德、法、日等國的數十個科研機構、大學、企業及相關國際學術組織建立了多領域實質性的合作關系。
“我發現在物理所的電梯里經常遇到的熟人同行比在美國還多。”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凝聚態物理學教授曾表示，“物理所邀請許多國外學者作報告、合作研究，我也幾乎每年暑假到物理所，現在不少在美國的教授，要么全職過去，要么半職過去，或者像我一樣，在假期過去。這既是一種觀念上的互補，也是一種設備和資金上的互補。”
“十幾年前，國內與國外科研條件相差太多，大家都愿意出去開展合作研究。現在隨著國力增強，科研條件和氛圍的極大改善，一些人更愿意回到國內，為祖國科技事業貢獻力量。”物理所副所長、中科院院士高鴻鈞說。
鐵基超導體研究引領全球，是我國基礎研究厚積薄發的結果。在物理所先進體制、重視人才的環境里，在中科院大力支持和國家政策關懷下，相信將會有更多基礎研究成果在這塊創新“沃土”中噴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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