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科學家背不起“缺乏自信”這口鍋

　　如果我的這篇文章寫得奇臭無比，那么無論它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還是村口小賣部的小黑板上，它都首先是臭的。

　　道理一點也不復雜。但在學術界，一篇文章發在不同地方，境遇可能天差地別。

　　《科學通報》最近重發了“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的論文，40年前首發的這篇論文，表明中文期刊也可發表諾貝爾獎級的成果。該刊主編、生物學家高福院士表示，期待更多中國科學家的原創成果發表在中國人自己的學術期刊上。

　　高福院士的期待順理成章，沒有一位主編不希望自家刊物群星璀璨。但有人就此引申指出，中國的高被引論文大都發在海外期刊上，“一個重要病灶還是我們的科研人員缺乏科技文化自信”，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過去由于復雜的原因，我們曾經極為“自信”，“自信”到與外界往來極少，以至于青蒿素研究成果以中文發表時，全世界并未在第一時間注意到它。關于青蒿素被引用最多的論文是外國的，這是諾獎光環也遮不住的遺憾。公布青蒿素研究成果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屠呦呦等人默默無聞，這并非科學的常態。一位科學家有了偉大的發現，值得在最大范圍同行中得到禮贊。

　　而今，越來越多中國論文發表在國外期刊上，雖然其中摻雜“注水”之作，也屢屢發生學術不端，但總體而言無疑是數量和質量齊升。十幾年前，中國主導的研究成果出現在著名的CNS（美國《細胞》、英國《自然》和美國《科學》雜志的統稱）上尚屬鳳毛麟角，今天則層出不窮，讓人看到了中國科學的進步和信心。

　　科學家發表論文，首先是為了向同行報告自己的新發現，并且常常要搶發論文來宣示對某一發現的優先權。這是學術出版業存在的前提。英語為當今的世界通用語言，論文發表在以英語為主的國際期刊上，有利于最快地確認優先權。非但中國，全球范圍內多數高被引論文都發表在英文期刊。即使是科學強國如德國、法國辦有不少名刊，也無法改變主流。要求科學家只在本土發表論文，只會損害國家的競爭力。

　　鼓勵科學家在本土發表論文，可算是一番好意，但無關“自信”。真正的自信是在國際平臺爭奪話語權。或許與奧林匹克精神類似，奧運選手追求“更快、更高、更強”，而不必考慮奧運舉辦地。

　　當然，若有哪位科學家硬要以中文發表論文，其成果足以吸引外國同行來學習中文，倒是好事一樁。不過，實力決定話語權，中國科學遠未達到那種水平。

　　與其指責科學家不在本土發表論文，不如去辦出更多由中國主導的國際化期刊。諸如“基于中醫診治理論的航空發動機故障診斷新技術”之類的尷尬研究，在國內期刊上仍有市場，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國的學術出版與學術之間應是“水漲船高”的關系。過去10多年里，國內的英文《細胞研究》雜志影響因子從2提高到15以上，超過《美國科學院院報》等名刊，原因在于該刊使用專業團隊、堅持國際標準運作，也在于國內生物研究的“水位”提升。用該刊常務副主編李黨生的話來說，只要我們能做出好的期刊，好的文章會“回歸”的。這才是自信。

　　中國學術界“外刊依賴”習慣的養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全世界都很難離開這些國際出版巨頭。它們誕生已有數百年歷史，陪伴了自然科學革命的萌芽，伽利略、笛卡爾、達爾文都曾是其作者。在清末，《自然》就翻譯介紹過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徐壽的研究。學術出版商以人類智慧的結晶牟利。科學家通常是在公共研究經費資助下獲得成果，然后向具有公信力的出版商投稿，出版商組織同行評議論著，再將出版物兜售給科學界。這是一門古老的生意。

　　對人類共同體來說，這種模式很可能以商業模式促進了人類智慧成果的傳播，但也同時以商業門檻阻礙了人類智慧成果的傳播。一些科學家主張脫離出版業，推進免費的但目前仍良莠不齊的“開放獲取”期刊；還有一些科學家習慣將文章張貼在預印本網站，同樣可以起到宣告新發現的作用。證明龐加萊猜想的俄羅斯數學家格里高利·佩雷爾曼的論文就只掛在網上而未正式出版。

　　佩雷爾曼假如在中國工作，很可能不會為他的驚世證明得到任何獎勵。國內的科研管理，往往是簡單統計論文篇數和期刊影響因子，如博士生發表多少篇、多少“分”的論文才可畢業。國家自然科學獎的一項定量評價指標是“主要論文發表刊物和專業著作的影響”，將論文發表期刊的地位，從“一般刊物”到“權威刊物”量化為1分到5分。2016年，數學家席南華院士等12位政協委員曾提交提案，針對這項指標建議取消刊物分級，希望科技評價與統計中謹慎使用論文分區等指標。

　　讓好的論文“回歸”本土期刊或許不難，只要科研管理制度回歸到研究本身質量的評價上來。華人物理學家張首晟曾多次申請研究經費都被拒絕，但斯坦福大學仍給他終身教職，毫不考慮他“沒有一分錢科研經費的失敗”。

　　一位老一輩數學家曾說：“一篇文章的價值不是在它發表的時候得到了承認，而是在后來不斷被人引用的時候才得到證實。”本來，論文的價值只與成果本身的創新性及重要性有關。《自然》等期刊的權威性，源于它多年堅持刊發經過同行評議的高水準成果，成為水準的一個象征。但是，不少重要成果未在名刊發表，而名刊發表的也有一些后來被發現引用很低、不怎么重要的成果。畢竟諾貝爾獎評審都有看走眼的時候。

　　不受其他因素影響去評判學術成果的價值，目前仍像天方夜譚。現實中一些評價方法僵化得令人哭笑不得。數學家馬志明院士和張偉平院士分別提到過一個關于“第一作者”的問題。數學界的慣例是作者署名以姓名拼音字母為序，不分第一作者，而國內的評審大都強調“第一作者”。張偉平與合作者發在數學頂尖期刊上的一篇論文，他因姓“張”排位在后，而被科研管理機構認定為“第二作者”。中國數學會呼吁“本學科的共識應該得到尊重”，但收效甚微。

　　可見，當我們探討“自信”問題，或許首先需要探討的是“尊重”問題，是科學界以何種規則來運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