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中國郵政官網發布了2019年郵票。這枚己亥豬年郵票的圖樣是一個歡樂豬家庭——兩只大豬身前臥了3只小豬。
對于這枚郵票，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等外媒近日紛紛發表解讀認為，這很可能預示著中國即將于2019年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國內學者和媒體也對人口政策有所預測。有專家表示，我國明年有九成的概率推進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針對二孩政策下發了諸多經濟激勵措施，比如延長產假、提供免費嬰幼兒配方奶粉和其他福利。
這些關于生育政策的最新動向，其實反映了社會各界已經意識到當下的中國人口已然深陷嚴重的結構失衡危機，并引發了非常復雜和深廣的社會影響。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出現了持續的低生育率，少兒人口占比從1982年“三普”時的33.6%下降到2010年“六普”時的16.5%，0~14歲少兒人口的下降和減少趨勢難以阻擋和逆轉。與此同時，由于醫療衛生的進步和營養的改善，帶病生存的老年人越來越多，“病苦長壽化”現象凸顯。一老一少兩大問題夾擊中國人口過程，并且引發了深刻的社會問題。
最突出的社會人口問題是養老支持、人力短缺和女性匱乏。其一是養老難。在家庭規模小型化和家庭結構核心化的沖擊下，傳統的家庭養老制度已基本瓦解，雙獨家庭、單獨家庭和非獨家庭面臨的養老壓力各不相同，但都難以擺脫贍養脫離、老難所養、老難所依和老難善終的命運。宏觀上，養老金支付危機已在黑龍江等省份初露端倪，在巨大退休潮的沖擊下，缺乏養老金儲備的養老保障體系脆弱性凸顯，安全性堪憂。
其二是招人難。2003年前后東部沿海地區已經感受到招工難的氣氛，隨后問題不斷蔓延和深化。時至今日，中國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早已超越“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第一次人口紅利隨著勞動力的老齡化而接近尾聲。從2011年開始，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幾百萬，迄今已經減少2000多萬。人口大國將深陷“青年赤字”的困擾。
其三是娶妻難。農村娶妻難問題愈演愈烈，彩禮急劇攀升已經給出信號。今后將有3000多萬單身男性焦灼地徘徊在婚配市場內外，可能威脅女性人身安全以及社會和諧穩定。同時，大量的男性單身人口不得不經歷“孤獨老齡化”的痛苦歷程。
中國人口失衡危機為世界之最，其復雜性、持續性和挑戰性恐怕史無前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必須開放思維、汲取國際經驗、集聚全球智慧，來應對和治理錯綜復雜的人口危機。
其一，尊重人口規律，敬畏生命生產。人口發展規律的基本特點是“平衡性”。內平衡是指人口代際均衡、年齡平衡和人口性別平衡，人口儲備性和消耗性的平衡；外平衡是指人口與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協調性，還有民族人口發展的社會平衡。國際經驗表明，在生育問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采取的都是“柔性計生”（政府以宣傳引導為主、輔之以服務或者是家庭計劃）或者尊重人口自身的調節機制這樣的做法。歷史表明，發展不僅是最好的避孕藥，也是最好的人口調節器。
其二，人口問題的產生有滯后性、連續性、累積性和強慣性，其預防性治理一定要打出時間上的提前量，高瞻遠矚、未雨綢繆。人口是慢變量、有周期性，人口問題從形成到爆發就像“溫水煮青蛙”有一個漸變過程。日本深受人口高齡化的困擾，就在于沒有及時應對人口少子化，以至于“人口代際平衡”被打破且愈演愈烈。如果鼓勵生育的時機是意愿生育率高于實際生育率，那么只要改變生育條件就可以了。相反，如果生育意愿本身已經十分低迷，生育文化固有的惰性將使任何鼓勵性措施事倍功半。當下的中國存在著兩種情況：一種是想生不敢生，最好兩個；一種是生都不想生，最多一個。低生育意愿的產生并不一定是經濟條件等不具備，而是對生育缺乏熱情和責任。
其三，人口問題是一個社會福利供給問題。18世紀法國社會學家孔德說過：人口就是國家的命運。年輕人口更是一國生存與發展的戰略性資源。中國需要重新認識人口基本國策的歷史定位，就要學習發達文明國家的福利價值—政策—制度體系來全方位促進人口和諧、持續、積極的發展。很多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展示出生育友好、孩子友好的價值取向，如丹麥、瑞士、俄羅斯、新加坡等，所有精心設計的措施都體現了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和福利主義。正是家庭政策真正到位的以人為本和體貼入微，才有效提升了一些國家過低的生育率，恢復了部分的人口生機和可持續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