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校在我國整體科研體系中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多關注,國家層面的相關科研投入也日益增多。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與巨額投入相比,高校在顛覆性理論和技術成果方面的產出效率并不高,其專利成果轉化率不及歐美發達國家的1/10,甚至與國內某些以市場需求和實際價值為導向的領先企業相比,高校的成果轉化效率也差距懸殊。
在筆者看來,出現該現狀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受到“投入不透明”與“唯產出論”的疊加影響,導致科研探索容易偏離本真方向。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以“投入、產出雙披露”為核心,重新構建效率導向型指標體系的路徑,推動公共科研資源更有效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和原始創新突破。
困局剖析:評價體系的功能失調及其多重挑戰
科研評價體系本應是科技創新的“指揮棒”,但長久以來,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卻面臨多重挑戰。
比如,現階段的評價體系過度聚焦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顯性“產出”,普遍缺乏對科研活動全成本的系統性核算與披露,這部分包括直接經費、人員薪酬、設備折舊及間接管理成本等。這導致“重立項、輕結題”“重發表、輕實效”的激勵扭曲,導致科研資源配置效率不高。
多項實證研究與管理實踐表明,我國高校的整體科研創新效率、成果轉化率普遍大幅度低于華為等頭部企業。這些企業的核心優勢在于建立了以投入產出效率為核心的評價與決策機制,其目標明確指向市場需求滿足、技術壁壘突破與商業價值創造。
相比之下,高校在缺乏成本約束與效率標尺的評價體系下,容易出現科研投入規模大但有效轉化率偏低、顛覆性理論和技術突破相對不足的情況。
再比如,當前高校遵循的核心學術評價標準往往被國外商業機構制定的指標所主導。這類指標的設計初衷是服務相關機構的商業邏輯,在引入我國之初,雖然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由于未必能全面、準確反映科研活動的國家戰略價值、社會貢獻或長期創新潛力,其負面效應日益凸顯。
近年來,國內一些高校和民間機構模仿國外做法,也推出了一些評價指標,但這些指標往往并不披露科研投入成本,容易誘導研究者追逐“熱點”,而非研究真正重要的科研命題。
據相關分析,我國科研力量在易發“高影響力”論文領域相對集中,而在光刻機核心光學系統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論文產出占比偏低。這種由外部指標驅動的“熱點偏好”,進一步拉大了科研方向與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產業核心瓶頸之間的差距。
此外,評價權的過度外移也導致科研方向與國情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大量資源涌入易于量化、易于發表“高影響力”論文的領域,而那些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安全的“硬骨頭”,卻長期面臨投入相對不足的現實。
破局之道:構建投入產出雙披露的效率導向型體系
在筆者看來,要想解決上述問題,需要進行一場系統性改革,其目的是構建一套“投入透明、產出可衡、效率可比”的效率導向型評價體系。該體系的核心邏輯是引入并強化效率導向,借鑒優秀實踐,重塑評價標尺。
首先,要破除信息壁壘,建立全成本核算的科研透明機制。在這方面,要強制要求披露項目團隊或學者消耗的公共資源總額,涵蓋政府經費、薪酬、獎勵補貼、設備使用費等全成本,同時建立全國統一的科研成本核算編碼標準,實現跨機構、跨年度數據的可追溯、可比較。
在確保國防等國家特定領域信息保密的前提下,探索設立公共科研投入信息查詢機制,增強公共資金使用的透明度和社會監督。
其次,要構建效率標尺,建立以投入產出效率為核心的科學分類評價體系。
具體而言,應由相關部門牽頭成立國家科研評價指導委員會,廣泛吸納戰略科學家、產業專家及具有高效研發管理經驗的企業代表,明確委員會代表公眾行使評價職能,共同設計符合國家戰略需求、適應不同類型科研活動規律的分類評價指標。為保障評價的公正性與公眾信任,必須配套增加資源投入透明度及投入產出效率披露的強制性要求。
在此過程中,還需要實施精準分類評價,強化效率理念。
針對純基礎研究,評價重心在于原創性、理論突破性、學術思想引領性及其長遠科學價值。需倚重國內外小同行,尤其是國際小同行的評議,以克服單一量化指標的弊端,避免將效率簡單等同于“論文數/投入”。
針對應用基礎研究,應關注關鍵技術突破、產業孵化潛力、國家重大需求問題解決進展。效率評價需結合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及投入規模進行綜合考量。
針對應用研發,應重點考核技術合同金額、新產品市場占有率/競爭力、標準制定主導權、專利商用化率等直接轉化效益指標。效率計算需清晰關聯投入成本與經濟、產業或社會效益回報。
最后,強化效率約束,建立基于效率的資源優化配置機制。具體內容包括對項目的投入產出效率進行持續監測,建立按學科/領域設定的效率基準參考線,可分為基礎、應用基礎、應用三類。對于長期顯著低于基準線的項目與團隊,建立預警、輔導及必要的退出或資源調整機制,同時建立科研信用與效率檔案,將歷史效率數據作為后續經費申請、人才計劃評審的重要參考依據。
體系落地:關鍵支撐與戰略價值
顯然,構建投入產出雙披露的效率導向型體系并非易事,要確保相關體系順利落地,需要多方面支撐。
首先是制度層面的保障。有關部門應修訂相關法規,明確高校及相關科研機構項目承擔者在投入成本披露方面的義務,以及虛假申報的法律責任,并明確界定涉密科研項目與非涉密科研項目的評價標準與流程。
有關部委還應聯合制定頒布《科研項目全成本核算國家標準》,統一核算口徑、方法和披露要求,同時建立獨立、專業的第三方審計與評估機制,確保投入產出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可比性。
其次是技術層面的支撐。具體而言,要建設貫通財政、科技、教育等系統的“國家科研大數據平臺”,整合項目庫、財務系統、成果庫、人才庫等;開發智能化評價分析工具,動態生成分類效率圖譜、領域熱力圖等,輔助決策者精準識別高效率領域、高潛力團隊及資源配置的優化空間。
最后是價值層面的升華。在這方面,一是要提升科研評價體系的自主性與效率導向,比如借鑒國內優秀企業的效率管理經驗,將投入產出效率理念科學融入分類評價,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關鍵標尺。
二是要優化資源配置,激發原始創新活力,改變“撒胡椒面”式投入模式,為孕育顛覆性理論和技術創造更有利的制度環境。
三是要增強科研治理的透明度與公信力。透明化的“科研賬本”有助于回應社會關切,化解科學家和公眾對“學術圈內循環”的質疑或擔憂,增強科技治理的合法性和公眾信任。
四是要回歸科研本源,釋放創新潛力,通過科學分類和長周期評價,將學者從過度追求短期、單一量化指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重塑鼓勵“十年磨一劍”的科研生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此套體系在落地過程中可能會引起一些質疑。
比如,有人可能會質疑科研資源投入核算是否會加劇行政負擔。解除該疑慮的關鍵在于系統整合與智能化,通過打通現有財政、科研管理、人事、資產等信息系統,實現數據的自動化采集和匯聚,從而大幅降低基層填報負擔。
再比如,基礎研究是否會因為難以量化而遭到歧視。消除該疑慮的核心在于尊重分類評價機制的差異。事實上,投入披露的目的恰恰是為了更清晰地識別和支持那些坐“冷板凳”解決重大基礎問題的學者及其工作,客觀呈現其研究所需的真實成本和潛在長遠價值。
此外,盡管本文論述主要聚焦于國內高校,但其揭示的問題、提出的評價體系構建思路與關鍵機制,及其制度設計也適用于我國各類科研院所,助力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提升公共科研資源的配置效率與創新效能。
(作者系蘇州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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