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絕不可以忘掉自己的過去，一個如北京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也絕對不可以忘記自己的起源。
82年前的初秋，一個20歲的青年第一次來到北京。走出前門火車站，眼前雄偉的城墻，巍峨的城樓深深震撼了這個青年的心。一粒飽含生機的種子，也在這個青年心中萌發。
那時的他不會想到，自己的名字將與這座城市永遠地不可分割。
他在北京生活了七十多年，目睹了北京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風雨。而作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他研究了一輩子北京城，耗盡畢生心血，在逝去的歲月中尋找這座古城的生命印記。
這位年逾百歲的老人，被稱為“活北京”。他，名叫侯仁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20歲的侯仁之從河北老家轉學，來到北平通州（當時隸屬河北）就讀潞河中學。父親希望他考入醫科大學，將來成為一名濟世救人的醫生。
國難當頭，這個青年心中抑郁煩悶。初冬的一天，侯仁之獨自一人，徒步從學校一直走到前門，走進位于楊梅竹斜街的開明書店，買下一本他平日最喜歡讀的《中學生》雜志。這本雜志當年影響甚廣，主編是著名教育家葉圣陶。
回去的路上一邊走一邊看，里面一篇慷慨激昂的短文讓侯仁之深受觸動。文章滿腔熱情，勉勵青年“不要空談救國”，要“到民間去”，“要把自己的脊梁豎起來，真正去喚醒民眾”。那篇文章的作者，是燕京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顧頡剛。
受此影響，潞河中學校長積極鼓勵侯仁之，去投考顧頡剛所在的燕京大學歷史系。拿不定主意，他找胞弟侯碩之商量，究竟應該學醫還是去讀歷史。
“學醫只能給個人看病，學歷史可以給社會看病。”胞弟的這句話，讓侯仁之豁然開朗，最終改變了志向。
1932年，侯仁之如愿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走進燕園，眼前的景致讓他永生難忘：“整個校園風景秀麗，光彩煥發，洋溢著蓬勃向上的朝氣。”
四年后畢業時，侯仁之留校繼續攻讀碩士，并被歷史系主任顧頡剛聘為系主任助理。翌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積極宣傳抗日的顧頡剛被迫南下。侯仁之轉至歷史學家洪煨蓮門下繼續學業。
洪煨蓮早年留學美國，那時它已聽說燕京大學買下了昔日的勺園作為校址。勺園是明代著名園林之一，洪煨蓮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便開始了對勺園的研究，出版《勺園圖考錄》一書。
“老師所寫關于校園的來歷，引發了我的興趣。”一有時間，侯仁之就要捧著書在勺園中與實地一一對照。
侯仁之因好奇心而起的考察活動，竟一發不可收拾。考察范圍從勺園擴展至頤和園、西山，多次沿著圓明園的流水溯源而上，發現了被廢棄的清代引水工程。不僅如此，他還經常跑去清華大學旁聽地理課。
侯仁之的學術興趣從歷史轉向地理，老師洪煨蓮自然心知肚明。1938年春天的一個早上，洪煨蓮讓侯仁之去他家里一趟。
侯仁之剛一落座，洪煨蓮就突如其來大聲對他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
侯仁之有些一頭霧水，正待發問，洪煨蓮又接著說：“你應該到外國去專攻地理學。論西方大學，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沒有地理系。英國的利物浦大學，雖然論名氣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學的名師，可以把你帶進到地理學的領域里去。”
,抗戰烽火中，侯仁之一直未能成行。直到1946年，在洪煨蓮的推薦下，他最終得以進入英國利物浦大學，師從該校地理系創辦人羅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不久羅士培去世，地理系系主任、畢業于劍橋大學地理系的達比（H.C Darby）成為侯仁之的導師。
出國前，侯仁之隨身攜帶了大量關于北京的歷史地理資料，他要“帶上這些磚頭瓦塊，去學習建筑方法，構建歷史地理的大廈”。
如洪煨蓮所期待的，侯仁之在利物浦的確遇到了名師。達比是英國現代歷史地理學最重要的奠基者，在國際學界極具影響力。他關于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對侯仁之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我們今天生活的地理環境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歷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復原過去一段時間的地理，把這些歷史斷面連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發展過程。”達比的這些觀點和研究方法，讓侯仁之看到了一個嶄新的學術天地。
求學利物浦期間，一位美國學者來校演講，他斷言：“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條河，例如倫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納河等，唯獨北京沒有。”這個新穎的結論，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而坐在臺下聆聽演講的侯仁之并沒有被說服。
侯仁之決定，要嘗試運用歷史地理學，揭開北京幾千年前的建城之謎。
為了準確恢復當時的地理狀況，侯仁之根據文獻所提供的線索進行野外考察，采集土壤標本、繪制古代華北平原分布圖……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北京城同樣起源 于要津之地——古永定河，只是受到季節性、季風性氣候影響很大，為避開洪水而選擇在距離永定河不遠的高地上建城。這個高地，就是《水經注》中記載的薊丘。
不僅如此，侯仁之進一步研究認為，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并非那位美國地理學家所推論“依傍大河而興”的單一結論。
1949年，侯仁之以題為《北京的歷史地理》的論文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從海上經香港回到北京。三天后，他參加了開國大典。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開設“歷史地理學”課程。隨后，其他大學也逐漸以此課程取代傳統的“沿革地理”。
同行這樣評價侯仁之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他最成功的地方，是創建了中國歷史地理學這個學派，成為創建中國歷史地理的第一人。通過這個學科，要按照歷史地理學的方法研究問題，他選擇了北京城。
“一個全新的學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項前無古人、啟示后學的學術成果。”這是地理學界對侯仁之的研究與北京這座城市關系的描述。
“知之愈深，愛之彌堅。”侯仁之則用這句話，表達著他對北京的感情。
上世紀80年代，當侯仁之得知已有八百多年歷史的盧溝橋橋體損毀嚴重，隨即撰文呼吁“保護盧溝橋刻不容緩”。在他的大聲疾呼和奔走下，盧溝橋很快得到妥善保護和整修，后來被列為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
1980年夏，美國匹茲堡大學舉行隆重儀式，迎接來自中國北京的兩塊城磚。這兩塊城磚，燒制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甚至比美國的歷史還要早219年。把城磚帶到美國的，就是侯仁之。
上世紀80年代，這種城磚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它們被壘上胡同里簡易廚房的山墻，或者是作為低洼地的墊腳石。然而最初，他們屬于北京的古城墻。
198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學期間，侯仁之接觸到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認為中國的加入刻不容緩。回國后，他立即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中國應加入公約的提案，并最終促成中國成為締約國之一，他因此被譽為“中國申遺第一人”。
北京計劃修建西客站時，最初選址曾考慮利用蓮花池，因為池水幾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且可以避免居民搬遷的問題，能夠很快動工。
侯仁之又坐不住了，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因為在對北京城追根溯源的研究中，他發現“蓮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頭”，“先有蓮花池，后有北京城”，二者血脈相連。
“北京是靠著一個薊丘、一個西湖（蓮花池）才成長起來的，作為北京歷史上城內、城外水源的起點，它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變遷和金中都城位置、地貌等歷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證。這不是一般的古跡，它對于北京有著重要的意義。”侯仁之再次奔走疾呼。
最終，北京西客站主樓東移。而這個干涸的水池仍讓侯仁之放心不下，他繼續建議恢復蓮花池水源，再現歷史風貌。
“一個人絕不可以忘掉自己的過去，一個如北京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也絕對不可以忘記自己的起源。”侯仁之的這番話，今日聽來仍擲地有聲。
1999年10月，侯仁之獲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獲獎詞中說：“他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發展和經久不衰的原因，對首都城市規劃、水利建設、舊城改造、古遺址保護等作出了重大貢獻。”
兩個月后，為表彰侯仁之在歷史地理學領域的卓越貢獻，美國地理學會授予他“喬治—戴維森勛章”，這是設立于1946年的國際地理學界權威獎項。侯仁之成為全世界獲此殊榮的第六位著名科學家。
“我已經100歲了，只希望對我的這些獎勵，能夠引起人們對歷史地理學的關注。”除此，侯仁之還有個更大的心愿，“期待著我所從事的‘冷’學科后繼有人”。 （原標題《“活北京”侯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