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各級各類創新人才計劃多達近百個

　　“帽子”滿天飛

　　創新驅動歸根到底是人才驅動，人才是支撐創新發展的第一資源，培養一支潛心科研的高素質青年科技隊伍至關重要。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省市紛紛推出各種人才計劃，在吸引、培養創新人才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由于“帽子”過多過亂，其引發的負面效應也日益凸顯。

　　科技界的有識之士為此深感憂慮：五花八門的“帽子工程”會不會把青年創新人才的方向導偏了、心思搞亂了，以致擾亂正常的學術生態，加劇學術界的浮躁風氣？他們呼吁：對當前名目繁多、重復交錯的人才計劃應盡快梳理整合，創造一個讓年輕人靜下心來搞科研的良好環境。

　　你有“千人”、我有“萬人”，你有“長江”、我有“黃河”……眾多人才計劃讓人眼花繚亂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楊玉芳的發言引發共鳴：近些年來各部委、各省市、各單位推出的人才計劃太多了，讓人眼花繚亂。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家各部委、單位的人才計劃近20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有“杰出青年科學基金”（俗稱“杰青”）、“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簡稱“優青”），教育部有“長江學者”（簡稱“長江”）、“青年長江學者”（俗稱“小長江”）、“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中組部有“千人計劃”“青年千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科技部有“萬人計劃”“創新人才推進計劃”，中國農科院有“青年英才計劃”，人社部有“百千萬人才工程”，全國博士后管委會辦公室有“香江學者計劃”……

　　加上各省市的各類人才計劃，比如“黃河學者”“泰山學者”“黃山學者”“楚天學者”……全國各級各類的創新人才計劃有近百個。

　　“這種人才‘帽子’滿天飛的現象，在世界上都不多。”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化工系副主任邢新會指出，各部門、各省市推出人才計劃的初衷無疑是好的，在吸引、支持青年創新人才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這些人才計劃政出多門、定位重疊、標準不科學、評選不公平、管理不完善，所引發的負面效應正日益凸顯，應予以高度關注。”

　　一些計劃的評選異化為“拼關系”，誰的導師名氣大、運作能力強，誰就能拿到“帽子”

　　“我們系前年引進了一個非常好的年輕老師，他在國內獲得博士學位后，到美國讀博士后。他回國后工作非常出色，被全球歷史最悠久的權威科技雜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TR）評選為2015全球杰出青年創新家（每年在全球評出35位35歲以下學術界和工業界的創新精英）。但令人無法理解的是，他回國后連續兩年申請‘優青’，都莫名其妙地落選了。”邢新會對類似事件深感不解，“我們系還有兩個非常不錯的青年人才，去年參評‘小長江’時也意外落選。”

　　據記者了解，有類似遭遇的高校、科研單位還有不少。

　　為什么類似現象會頻頻發生？

　　“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科技人才評價標準有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原總工李莉認為，評選人才計劃的根本標準應該是創新能力和潛力，而不是簡單的“數數”。“正確的評價應該是根據不同科研活動的不同性質，采用相應的標準分類評價，但現在是不管你搞什么，往往就看論文數量、影響因子、ZL等數字指標。”

　　“現在全國的人才計劃那么多，導致評審的工作量非常大。許多評審專家叫苦連天：不是在評審，就是在去評審的路上。”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邵峰說，“這不光浪費了大量的行政資源，也直接導致評審專家不可能花足夠時間去認真評審，結果只能去數申請者刊發的論文數，或者看他過去戴過什么‘帽子’。”

　　受訪人員指出，比評價標準不合理更“要命”的，是評選過程中的“拼關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院士曾多次受邀評選“千人”“杰青”和“長江”，每次評選之前都會接到許多“說情”的電話、短信。“其中有的來自被評者本人，有的來自被評者的導師或者所在單位的系主任甚至是校長，措辭不一、主旨相同，就是請求‘關照’。”他告訴記者，“我曾私下里問過其他評委，他們都用‘防不勝防’‘絡繹不絕’來形容‘打招呼’的。”

　　“現在一些人才計劃的評審標準，逐漸異化成了 ‘拼關系’。”邢新會說，“在全國政協科技界別的小組會上，有委員反映，現在往往是誰的導師名氣大、運作能力強，誰就能拿到‘帽子’。”

　　“社會上本來就重視人情，科技界的‘拼關系’也由來已久、屢禁不止。”邢新會不無擔憂地說，“如果任由各類人才計劃評選中的‘拼導師’風氣蔓延，就會讓更多博士（后）畢業的年輕人在工作之初就染上投機鉆營的惡習，必將遺患無窮。”

　　搶“帽子”可能會使青年人才偏離科研的正確方向，貽誤科研的黃金時期

　　為什么一些青年科研人員如此重視“搶帽”？

　　“因為‘帽子’是與科研資源緊密掛鉤的。”邵峰說,“我到國內的多個大學、研究所講課時，許多青年教師跟我訴苦：如果45歲之前沒拿到‘長江’或者‘杰青’，就意味著科研生涯結束了。”

　　邵峰解釋說，如果45歲之前沒拿到“杰青”或者“長江”，后面就很難申請到獨立承擔的大課題,只能為別人打工。“更讓人擔憂的是，現在‘小帽子’‘大帽子’形成了環環相扣的‘帽子鏈’。比如，如果你想當院士，首先最好是‘杰青’；如果你想拿‘杰青’，最好先拿到‘優青’。”

　　“現在‘帽子’不僅和科研經費掛鉤，而且還和晉升職稱、評獎、待遇都掛上鉤了。”據邢新會介紹，拿到“帽子”的人才在單位里就成了名人，各方面的名利會接踵而至——戴上“帽子”的少數人和沒有拿到“帽子”但同樣優秀的人才，形成了鮮明的待遇反差。

　　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研究所主任陳進說：“本來年輕人水平都差不多、待遇也差不多，結果就因為你戴上了某頂‘帽子’，不僅拿到的支持經費多了，而且享受的待遇也高出一大截——沒拿到‘帽子’的人怎么想？他們的積極性怎么調動？”

　　“科學本來看重民主、平等，打破權威。而‘帽子工程’把科研人員分成了三六九等，不僅容易造成關系隔閡和交流障礙，而且會扼殺不少年輕人的創造積極性。”陳進說，一些人一戴上“大帽子”，就會覺得自己神得不得了，成了高高在上的權威；不明就里的年輕學生和局外人，也往往把他們奉若神明。“這無異于拔苗助長，把本來有希望成為科學大家的好苗子捧殺了。”

　　“‘搶帽子’更嚴重的后果，是可能會把科研的方向引導偏了，貽誤了科研的黃金時間。”邵峰說，由于評審時往往是數論文數，而在科學上越難的問題越不好發論文，“一些年輕人為了湊夠論文數、拿到‘帽子’，就挑選那些容易做的題目做，先發夠論文再說，至于所做的題目是不是國際領域重要的科學問題，就顧不上考慮了。結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補補的工作，而不是引領性的。等拿到‘帽子’、想起來再做的時候，那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很可能早就被別人做了，機會和時間白白耽誤了。”

　　“事實的確如此。一些人為了拿到‘帽子’，哪個題目熱門做哪個，結果往往在別人屁股后跟風，很難做出原創性的工作。”邢新會說，“每年評選的‘大帽子’人才有數百個，而真正做出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的又有多少？”

　　“‘帽子滿天飛’還導致‘轉會’成風。”楊玉芳指出，現在全國的高校、科研院所都在提高價碼吸引人才，一些有“帽子”的科研人員為了得到更多經費、提高待遇，頻頻“轉會”、重復“戴帽”。“這不僅造成科研資源過度集中，還可能破壞學術生態、影響學術風氣。”

　　應當梳理整合現有人才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級人才支持計劃

　　“帽子工程”泛濫的現狀，也讓心系祖國的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憂心忡忡。多年來他一直關注并參與國內多個人才計劃的實施，提出的許多建議得到采納。

　　“現在中國有人有錢有設備，可以說是做科研的黃金時期，不能讓這些五花八門的‘帽子’把資金浪費了、把方向搞偏了、把風氣搞壞了。”王小凡與上述受訪者達成的共識是：對當前的各種人才計劃梳理整合。涉及中年人才的，該提高質量的提高質量，該合并的合并，該取消的取消；對于涉及青年人才的人才計劃，統一歸并為“國家青年創新人才支持計劃”，把分散的資源集中起來、高效利用，由一個部門牽頭實施，搭建一個公平、開放、高質量、持續支持的國家級人才支持平臺，早日形成健康的創新環境和學術生態，讓青年人才靜下心來，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放到創新上。

　　為把“國家青年創新人才支持計劃”實施好，受訪者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在支持對象上，考慮到近年來國內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已培養出一批非常優秀的博士、博士后，建議對海外歸來、國內培養和外籍青年人才一視同仁，讓他們在一個平臺上公平競爭；

　　在評選標準上，以創新能力和潛力為核心，根據不同的科研性質，制定科學的分類評價指標，高標準選人；

　　在支持力度上，可參考“青年千人”，根據不同性質科研活動的實際需要，盡量支持到位；

　　在評選方法上，最大限度減少人情因素、提高評審質量，建議借鑒清華、北生所等已經實行的國際小同行評審，吸納國外的知名科學家，與國內有水平、有公信力的專家一起評審；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提高評審質量；

　　加強管理，實行跟蹤評估和淘汰制度，以5年為一個評估周期，不達標的予以“摘帽”；禁止入選對象再爭取其他單位的“帽子”；

　　把支持方式從“一次性獎勵”向“長期培養”轉移，通過評估的給予繼續支持，使他們能心無旁騖地做科研；

　　杜絕作弊，加大監督力度，對于評審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單位或專家可實名舉報，并與個人或單位的誠信記錄關聯；

　　陽光操作，評選標準、評審結果和評估、退出、懲罰等信息全部公開。（原標題：目前，全國各級各類的創新人才計劃多達近百個 人才“帽子”那么多究竟效果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