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訴訟是維護食品安全重要途徑

　　高秦偉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宋華琳　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

　　舒洪水　西北政法大學教授

　　戚建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明確職責、調整監管手段只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第一步。各方越來越認識到，食品安全領域之所以問題頻出，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問責、追責機制缺位導致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食品安全法修改正在討論當中，專家建議雙管齊下:一方面加大對食品安全事件中政府官員的瀆職行為的追責力度，另一方面完善民事賠償制度，鼓勵公益訴訟。

　　強化行政問責機制

　　記者: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是目前修法中普遍的呼聲。在加大對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刑事打擊的同時，是否也要重視完善民事侵權賠償制度和瀆職追責制度?

　　宋華琳:刑事制裁應當是食品監管的最后一道防線。針對政府的監管不力，首先，應當強化行政問責機制，明確職責范圍、追責主體、追責程序，落實食品安全法第 95條的規定;其次，可以考慮將食品安全監管與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掛鉤，以提高官員對食品安全的重視程度，同時也便于社會公眾以及新聞媒體對政府官員的監督;最后，應當注重行政問責與刑事制裁之間的銜接。

　　戚建剛:應該說，加大懲罰力度并不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最佳途徑，確實應該完善民事侵權賠償制度。最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針對環境污染案件、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可以由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提起公益訴訟，但是對于公益訴訟制度的具體內容還沒有規定，需要等待司法解釋進一步的規定。食品安全問題一旦發生就會造成不特定多數的消費者利益的損害，從節約訴訟成本，以及全面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方面看，公益訴訟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重要途徑。

　　律師參與公益訴訟

　　記者:對于食品安全事件，是否可以展開公益訴訟呢?如果可以，如何規范進行?怎么操作?

　　高秦偉:對于食品安全領域的公益訴訟，根據新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從世界情況來看，在食品產業，食品安全公益訴訟也是推動食品企業發展與繁榮的重要助力，因此修改食品安全法時可以考慮設立公益訴訟制度。

　　至于規范的問題，首先是哪些團體或者組織甚至個人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這需要討論。律師能否參與訴訟更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可以，而且有利于確保有關法律條款的施行。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立法原意在于鼓勵消費者運用訴訟的手段保護自己，同時也能提高不法企業的違法成本。然而，實踐中很少有消費者提起懲罰性賠償的訴訟。究其原因在于對消費者個人來說，由于損失不大，再加上走司法程序費時費力，很難真正付諸于行動。而律師不同，通過接受眾多消費者的委托，可以集中起訴，讓社會各方參與治理食品安全問題成為可能。

　　嚴厲懲處瀆職官員

　　記者:據悉，檢察系統披露的全國瀆職犯罪中，因食品安全瀆職而被追究刑責的比例很低，對此您怎么看?加大對食品安全事件的懲處，如何提高官員犯罪的懲罰力度?

　　舒洪水: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嚴重瀆職行為應按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以及商檢徇私舞弊罪、商檢失職罪、動植物檢疫徇私舞弊罪、動植物檢疫失職罪、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罪等追究。但實際上司法介入很少，瀆職的公務員受到刑罰制裁的比例極低。主要原因有:第一，作為基礎法的食品安全法沒有對瀆職官員的刑責規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第二，食品安全檢測、流通過程中需要專業知識，有許多行為并未被及時發現，一旦發現也時過境遷了，證據難以落實。第三，食品安全犯罪與危害結果往往多因一果，有些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界定。第四，有一些行為沒有上升到刑事層面，在行政執法中已經處罰，大都止于免職或調離崗位之類的行政處分。

　　高秦偉:加大對食品安全事件官員瀆職行為的懲處，要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要將食品安全切實納入到政績考核之中，將是否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作為地方官員能否升遷的參考標準之一。第二，要對相關的犯罪構成要件加以明確化，目前多數人認為食品監管瀆職罪入罪“門檻高”，使得各地實踐難以操作，最后幾乎都是以涉嫌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罪、玩忽職守罪、受賄罪等罪名立案查處。應該對“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嚴重后果”加以量化。第三，要完善行政程序法等行政法，加強對公務員的監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