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文化遺產地生態補償空白待填補

　　 豐富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和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是農業文化遺產地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和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之一。但對于發揮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農業文化遺產地的生態補償幾乎還是空白。

　　例如位于云南省紅河南岸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統，以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的復合生態景觀結構、多樣化的種養殖方式，在生態脆弱、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廣闊山區創造了延續1300多年，成為了總面積達5400公頃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典范，在維持生態平衡、改善農田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糧食安全、傳承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這里先后被命名為國家濕地公園、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世界文化遺產等，并已成為人們向往的旅游勝地。

　　在其中的紅河縣甲寅鄉和寶華鄉，由于雜交稻的單一種植、從事稻作生產的直接經濟收入不高等原因，正面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的現狀。研究人員在這里取樣調研發現，68.06%的農戶的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同時，哈尼梯田地區的化肥農藥使用量在逐年上升，拋荒現象也逐漸增多。

　　對此，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某承、研究員閔慶文等共同完成的日前發表于《生態系統服務》的論文，試圖探討在這些傳統地區如何通過政府對農戶進行適當補償來激勵農戶采用環境友好型耕種方式，以充分發揮農業生產活動的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

　　作為濕地的一種類型，當前稻田生態補償并未引起高度重視。劉某承透露，相對于森林、濕地、草原等生態補償研究和實踐，稻田生態補償仍停留在個案研究和試點探索水平上，理論探討和實際應用之間還有較大距離，尤其是如何確定補償標準的問題未能解決。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嘗試生態補償制度，希望通過調整生態環境保護者和破壞者的利益關系，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但總體來看，劉某承表示，中國生態補償制度建設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在補償主體確定、補償標準、補償方法、資金來源、監管措施等方面，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與方法。生態補償措施還沒有在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文華看來，對于生態補償，光靠民間自發是不夠的，政府的協調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但生態補償的標準很難達到農民外出打工所獲收入，如何讓生態補償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閔慶文強調，農業文化遺產生態補償方式應該是多元化的，不僅包括資金補償，也可以通過技術培訓、市場開發、政策支持等手段；農業文化遺產生態補償方式應該是綜合的，應當探索多元長效的補償機制。

　　脫離了傳統農業生產也就不存在這片令人向往的農業文化遺產，在閔慶文看來，通過技術、資金、政策等手段發展有機農業，以及實現農業、文化、旅游的真正融合發展，是需要重點考慮的途徑。

　　在市場機制還沒有條件發生作用或者還不能完全發生作用的時候，如有機農業生產轉換期階段、旅游開發的初始階段，資金補償是有效的保護途徑，可以為有機農業生產和旅游基礎設施、農業文化遺產軟實力開發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

　　閔慶文表示，市場發育完善后就可以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進行農業文化遺產的動態保護，實行有機農業生產、文化產業發展和可持續旅游發展。同時，有機農業生產與文化和旅游發展也是互相促進的，有機產品和有機生產方式本身就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和旅游吸引力，文化與旅游的發展又會通過市場宣傳促進有機產品的生產。

　　文化與旅游發展和有機產品生產帶來的收益反哺農戶形成新的“以市場為依托的生態補償方式”，三者互相作用的機制顯而易見。閔慶文提醒，純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時需要政府和管理部門的有效監督，避免“市場失靈”帶來的農業文化遺產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