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利民：“第三種文化”方興未艾

　　1959年5月7日，英國物理學家、文學家C·P·斯諾(C.P.Snow)在其母校劍橋大學作了一場題為《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將人類文化的承載者歸結為兩類：第一類以人文學家為代表，主要包括作家和社會學家;另一類則以科學家為代表，主要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根據當時人文科學與技術科學相疏離甚至相互排斥的狀況，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在人文學家和科學家(主要是物理學家)之間的沖突是存在的”。

　　1961年，斯諾將自己觀點擴充和延展，進一步提出了“第三種文化”的概念，并且樂觀地預言“這種文化將在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而且“人文學者會主動地與科學家溝通”。他用戲謔的口吻描述了這一圖景：人文知識分子“趁別人不注意時，就把自己稱為‘知識分子’，好像沒有其他人可以稱為知識分子似的”。

　　半個世紀過去了，但要確切地給“第三種文化”下一個完整的定義還存在一定的難度。然而，我們可以從這樣的維度對“第三種文化”進行解讀：一大批在自己研究領域里卓有建樹而又有志于將這些成果介紹給公眾的自然科學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將科學領域最前沿的成果介紹給公眾，以達到傳播科學知識、培養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目的。有鑒于此，《連線》雜志主編 凱文·凱利(Kevin Kelly)稱“第三種文化”為“街頭科學文化”;而在美國頗有聲望的出版經紀人約翰·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更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第三種文化”的理性意蘊：“‘第三種文化’的成就不在于和平庸之輩雞毛蒜皮式的爭吵，而在于它影響了這個星球上每個人的生活。”

　　“第三種文化”所敘述的大都是當今科技領域最前沿的理論和發現，在這個意義上講，“第三種文化”又被稱為“高級科普圖書”。布羅克曼出版公司組織編寫的、曾在西方世界產生很大影響的《科學大師佳作系列》第一輯共12本、第二輯共10本圖書中所涉及的就都是宇宙起源、人類進化、計算機技術、生物學等尖端科學。近年來，引起廣泛關注的分子生物學、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混沌理論、神經網絡、大爆炸、弦理論、克隆技術、納米技術、云計算技術、蓋亞假說等也都是“第三種文化”所關注的對象。

　　“第三種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語言淺顯通俗，將深奧艱澀的理論用簡潔明快的大眾語言進行闡釋，這是由“第三種文化”的傳播受眾所決定的。阿·熱在《可怕的對稱》一書中說：“她(阿·熱的妻子)是我的第一個讀者和嚴格批評者，只要她說‘這我看不懂’，我就得回去重寫。”為了確保外行人也能讀懂此書，阿·熱讓“一個心理學家，一個學藝術史的學生，一個律師和兩個建筑師分別讀了手稿的各個部分”。由此可見，為了使作品婦孺皆宜，芻蕘盡知，“第三種文化”的傳播者們確實煞費苦心。

　　與斯諾的預言相反，人文學者并沒有成為主動溝通的橋梁，倒是自然科學家成了“第三種文化”的生力軍。在“第三種文化”蓬勃發展的進程中，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勇立潮頭，篳路藍縷，披荊斬棘。他們繞過新聞媒體，盡力以一般人所能接受的觀點來解釋深奧的科學理論和科技成果，顯示了科學家關注人類、服務社會的良知和熱情。

　　1991年，布羅克曼在《崛起的第三種文化》中進一步指出了這一特征：既然自然科學家和人文科學家無法直接交流，那么索性就讓自然科學家繞開人文科學家，直接與公眾交流。他說：“我描述的第三種文化不是斯諾所預言的。人文知識分子并沒有與科學家溝通，而科學家正在直接與一般公眾交流。傳統知識媒介過去在耍直上直下的把戲：新聞記者往上寫，而專家往下寫。今天，第三種文化的思想家們試圖擺脫中間人，并努力以一種可以接受的方式向理性的讀者公眾表達他們最深層的思想。” 他甚至不無尖刻地批評說，那些不關心科學和現實世界的所謂知識分子到了20世紀90年代已經不配做思考者，他們基于注解的那些活動只屬于他自己的世界。

　　普利高津、霍金、馬古利斯等一大批站在自然科學前沿的大師們以敏銳的洞察力、蓬勃的創造力、豐富的想象力和扎實的文學功底把最新的科技進展和發展方向以平白如話的語言介紹給平民百姓，使他們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憑借有限的知識基礎，最大限度地了解當代科技前沿的發展概況，這對社會的昌明進步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美國科普泰斗易薩克·艾斯姆伍對此也曾有過精當的評價：“只要科學家擔負起交流的責任——對自己干的那一行盡可能簡明，并盡可能多地加以解釋，而非科學家也樂于洗耳恭聽，那么兩者之間的鴻溝便有可能消除。”

　　與傳統意義上的科普作品不同，“第三種文化”類作品不滿足于對科學現象的簡單描述和解釋，它更側重于思維方式和方法的揭示，更關注科學思想的啟蒙和科學精神的張揚。正如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羅杰·彭羅斯(Roger Penrose)所指出的那樣，科學真理“蘊涵著美、真實和一種使之具有啟示力量的自明品質。”這正是“第三種文化”超越“科學革命”的題中之義。

　　《科學美國人》雜志資深撰稿人、曾以《科學的終結》一書引起軒然大波的John Horgan說：“科學家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批評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力所難及的。”他進一步指出：“科學能給出關于事物本質的更為可靠的見解，使我們更有奔頭。”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在策劃《科學大師佳作系列》時曾樂觀地預言：“我將這項計劃視為向這個世界撒下了一張網，它捕獲的將是我們這顆行星的下一代思想家和科學家。”

　　“第三種文化”注重作品的文學性，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固守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自然科學是枯燥和乏味的。無怪乎濟慈曾發出這樣的感嘆：“自然科學鉗住天使的羽翼/以規則和界限打破一切神秘。”但“第三種文化”卻以領異標新的姿態打破了這種成見，給人們展示了一片清新爛漫、曼妙多姿的天地。美國著名的進化論者、古生物學家、科學史學家S·J·古爾德發表在《自然史》雜志上的文章，用隨筆的形式向人們講述了自然現象引起的思考，文筆清新優美，充滿了對自然、人類、文學、藝術和哲學的真摯的愛，被人稱為“科學散文”。

　　關于“第三種文化”的現實影響和歷史意義，布羅克曼曾有過這樣一段精辟的論述：“科學家和經驗世界里的其他思想家們，在呈現我們生活的深層意義，以及重新定義‘我們是誰、我們是什么’方面，正在以其作品和說明性寫作，逐漸取代傳統知識分子。”這就意味著，“第三種文化”業已走出了傳播科學知識的原初階段，正在走向人們的靈魂和精神世界。如是，“第三種文化”之于人類社會的意義將愈加深遠。

　　毋庸諱言，從呱呱問世那一天起，圍繞“第三種文化”所引發的聚訟紛爭就從來沒有停息過。一方面，傳統的人文知識分子的自然科學知識背景本來就闕如，但卻不肯下功夫去學習和拓展自己的專業領域。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蓋爾曼一語道破這一流弊：“不幸的是，藝術人文領域里有人以幾乎不知道科學技術或數學而自豪，相反的情況卻很少見。你偶爾會遇到一個不知道莎士比亞的科學家，但你永遠也不會遇到一個以不知道莎士比亞為榮的科學家。”另一方面，公眾媒介中掌握話語權的又以文科教育背景的人居多，而科學則蜷縮在文化的“后排座”上(Kevin Kelly語)，但這些人的知識背景和興趣愛好已經越來越不能代表普通有文化的讀者的閱讀意向和多元訴求。

　　要消弭專業分工之間的罅隙，消除所謂的“文化劫持媒介”的現象，就必須構建以人類福祉為圭臬、以大美天下為旨歸的價值體系，這是“第三種文化”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如今，傳統科普已如明日黃花，風光不再。“第三種文化”理應成為科學傳播的播種機和播火者，讓科學這只“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之家。如斯，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人類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