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noldo Ventura說,如果要促進發展,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需要創新基礎設施。
迅速的技術變革和更為復雜的社會產生了發展中國家不斷變化的需求,而舊的方法、技術和選擇無法應對這些需求。
需要更具創新性的手段從而應對社會難題和為進步掃清道路。這些手段的必要組成部分包括信息、經驗和通過高等教育訓練出的有技能的人。
表現不佳
許多發展中國家擁有著名而歷史悠久的大學和技術學院,它們獲得了頗多的國內和國際財政支持。例如,西印度群島大學是1949年建立的。但是這樣的大學并沒有充分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或保護自然環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平均每100萬人擁有700多位科學家和工程師,但是他們對創新和發展的貢獻仍然很低。該地區的大學沒有像希望的那樣為發展做出貢獻的事實一直讓當地政界人士和其他的社會管理者感到悲哀。
全球衰退意味著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失去他們的商品的市場,這導致它們的領導人要求更多的科學、技術和工程畢業生以促進生產力和讓產品多樣化,從而緩解經濟災難。但是過去學生人數的增長對創新的貢獻不大,這提示高等教育存在更基本的問題。
一個關鍵問題是缺乏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的合作。人們的技能、知識、遠見和精力是為了專業機構為完成彼此缺乏聯結的使命而設計出的孤立項目培養和投入的。因此不存在積聚有益效應的增效作用。許多項目的結果或收益在研究結束之后無法持續,而且可能無法與鄰近部門甚至鄰近領域的項目互補。
而高等教育的一個被誤導的焦點增加了困難。例如,在牙買加,以損害解決技術實用性為代價強化更加理論化的科技項目正在減緩知識轉化為所需產品和服務的進程。此外,錯誤理解市場需求已經導致了太多的管理、商學和會計訓練,這鼓勵的是財富的循環而不是財富的創造。
在非常獨立的大學院系中的由來已久的高等教育課程常常是為了培養專門技能。它們很少考慮如何協調這些技能用于解決多學科和多部門的發展問題,例如,在農業和農業產業的生產、儲存和營銷方面的問題。
而僅僅是為了填補技能空白而設計的項目缺乏發展的愿望,除非它們考慮到了這些技能實際如何運用。
需要變革
幫助高等教育應對發展目標意味著需要充分重視創新的過程,而后者又取決于相互聯結的前景、協作、交流、互惠以及合作。要取得進展,就需要更大的評估和承擔風險的意愿。而這需要態度上的變革,特別是更加寬容失敗。
我們需要調整科學技術和工程課程,讓它們更加跨學科、更有實際經驗,包括集體學習。西印度群島大學設在牙買加的莫納商學院擁有一門非常成功的技術管理課程,它把課程定位于希望讓過時的生產模式現代化的中高層管理者。其他人應該效仿這一做法,不僅要把教學放在能力建設的中心位置,而且要放在能力如何用于產生新的觀念、形式、過程和產品的中心位置。
其他人也必須做出貢獻。企業必須學會更果斷地使用新的科技能力(中國、印度和新加坡等新興亞洲經濟體已經正在這樣做了)。政府必須更有效地設計和實施支持性的激勵措施和資助政策。而科技界需要克服過多的利己主義和擴張。科技界需要通力合作、改變這個科學家尋求個人晉升和承認的體系。社會必須耐心,而且要愿意承擔建立創新系統的成本。
在根本上,我們必須建立更有同情心和更有學識的社會。
資助者的角色
外國的支持者可以通過提供資助和專家技能以建立和激勵創新基礎設施從而起到幫助作用。他們應該通過技術孵化器、設計中心、企業家集群、科學園、試驗工廠、大學的轉移和前瞻辦公室從而支持把研究成果商業化的嘗試。
例如,西印度群島大學的莫納應用科學研究所是一個羽翼未豐的科學園,它已經開始著手解決把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應用以及提供研究生課程從而實現工商業的目標的問題。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和古巴的技術院校和大學也有這樣的項目。幫助這類項目對于增進工作機會和商業有額外的好處。
從這類項目最大程度地獲益需要教育、培訓、當地社會經濟、民主和環境需求之間的聯系。
一些發展中國家,諸如巴西和新加坡,正在組織起結成網絡的研究團隊,通過鼓勵非傳統思維方式和信任共享從而建立創新系統。資助機構應該更緊密地與這些項目合作。
確實值得細心支持的是伙伴關系的質量和持續時間——在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國內和國外的技術來源、科學技術的資助者、供應者和使用者之間,以及大學和其他培訓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伙伴關系。
Arnoldo Ventura曾經是基礎研究科學家,他是牙買加總理的科學技術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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