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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北大博雅國際酒店內的桌案上，一幅卷軸橫向展開。張煥喬、錢紹鈞、甘子釗、杜祥琬、趙光達、葉朝輝、柴之芳、陳和生、歐陽頎、詹文龍、王恩哥、張遠航、張杰、謝心澄、萬寶年、王貽芳、高原寧、夏佳文、馬余剛、邵峰等二十余位院士和100多位學者，他們的名章次第落在紙上......宛如一場物理學流動的盛宴。嘉賓到齊，星光璀璨的簽名匯集，整體形態顯露“90”的圖案，他們聚集在這里為一位老人慶祝90歲華誕。
一幕幕寫滿了北大與重離子物理情緣的場景，在現場來賓的心頭掠過：
二十五年前，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時任北大校長的他，擲地有聲地說出：面臨新世紀的挑戰，要努力使北京大學真正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四十年前，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成立，他整合力量，帶領北大核學科繼續向前，“第一臺”“第一個”“國際水準”……讓加速器再加速。
五十八年前，英國牛津盧瑟福實驗室，西方科學家向他豎起了大拇指，稱贊這位中國來的年輕人為“諧波加速之王”。
不過，眾人腦海中，更多的是日常的場景——在加速器大樓的實驗室、在學術研討會、在走廊與課堂上，他身著白色襯衣、或是灰藍色中山裝，沒什么架子地和大家討論，笑得爽朗。
學術光環、諸多頭銜、國際贊譽，厚厚的紀念冊將這些記錄下來。著名物理學家、曾任北大校長的陳佳洱此刻坐在現場，認真地聽著應用物理人才培養的討論，偶爾欠身向他的左鄰右座，和緩地說上一兩句“你們現在的工作怎么樣？”“這個事情要團結起來，做下去。”
陳佳洱
九十載豐厚人生，陳佳洱對人、對事，都是持一顆赤子之心，皆求一份“對得起”。
01
“546信箱”的年輕人
1955年初夏，幾位核物理學家身影匆匆進入燕園。胡濟民、虞福春、朱光亞、盧鶴紱，他們都是來自不同高校的頂尖學者。其中，還有一位年輕人，21歲的陳佳洱。一項重要的國家任務將他們匯聚起來——籌建我國第一個原子能科技人才培養基地，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
任務急重而絕密。起初，一間像樣的辦公室都還沒收拾出來，“兩彈一星”負責人之一的錢三強便把自己在中國科學院的辦公室讓出來。隨后，北大的實驗大樓落成，郵址為546，這便成了他們接下來那段歲月的“代號”，對外只能講“在546信箱工作”。
與“夢中情校”相遇，陳佳洱還未從喜悅中緩過來，就立馬轉入了對工作的癡迷：他把床搬進了實驗室，常常干到凌晨三四點，累了就躺一會兒。招生、籌備核物理教學實驗室、編寫教材……年輕人一頭扎進了工作之中。
籌建原子核物理教學的實驗室，排出教學實驗成為首要的事情，這項任務的時限是8個月。從零開始，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實驗室，錢三強又把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的一層房間騰出來給他們；搞不明白原理，虞福春就給一本英文的《實驗原子核物理》；測量宇宙射線需要核乳膠，錢三強夫人何澤慧，這位中國最先做出核乳膠的科學家，全程手把手教他們制作過程；朱光亞更是全程“待命”指導……
“546”歲月是激情而專注的。一次，陳佳洱正在做核子計數管工作性能的實驗，熒光屏上出現了預期的波形，身后傳來一句：“真漂亮！”原來朱光亞已經在后面站了許久。“這句肯定，讓所有疲憊一消而散。”這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小團隊的齊心協力下，進展飛快。
研究室規模初具，新的一批人才也學成畢業，留在系里或前往國內其他核物理研究機構工作。經過此次任務的“壓擔子”，陳佳洱已然有了幾分成熟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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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盧瑟福高能物理研究所從事回旋加速器研究
北大核科學的種子，由此種下。1958年，“546”正式“解禁”，被命名為北京大學原子能系，后又改為技術物理系。1983年，重離子物理研究所獲批成立，北大核物理力量匯聚起來。幾十年來，從北大核學科走出了近萬名高級專業人才，其中包括陸埮、王世績、張煥喬、錢紹鈞、冼鼎昌、王乃彥、魏寶文、黎樂民、潘自強、劉韻潔、陳和生、張遠航、朱彤、鄒冰松、俞飚、徐紅星、邵峰等十七位院士，為國家培養了源源不斷的核物理及其交叉學科人才。
1964年，中國向英國派出第一批共四名訪問學者，中國科學院二人，高校二人，陳佳洱正在其中。他被派往牛津大學、盧瑟福實驗室訪學。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威爾金森和勞森，為了考驗一下新中國培養的青年科學家能力究竟如何，交給陳佳洱一個他們自己都難以回答的問題：當時等時性回旋加速器這種新型加速器發展的一大難點是，離子束從離子源出來以后衰減近90%，這些離子去哪里了？
陳佳洱心里憋著一口氣，想著“一定要給中國人爭氣”。為此，他設計了一個微分探針裝置，探測微觀空間里離子的運動規律，花了近一年時間，他終于搞清楚了離子的損失。
“我發現了盧瑟福實驗室做的那種三個扇形的加速器有一種共振叫越隙共振，這種共振現象使得一部分離子是肯定要損失的，但是實驗上卻沒有人證明過。”
在此基礎上，陳佳洱調整方法，終于使中心區束流傳輸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盧瑟福實驗室加速器磁體組的組長約翰·庫普蘭到實驗室看到他的工作，豎起了大拇指，稱贊這位中國來的年輕人是“諧波加速之王”。
02
科學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會上，鄧小平同志強調要“把盡快地培養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作為我們科學、教育戰線的重要任務”。
會堂里，陳佳洱那一排的科學家都哭了。
科學的春天，攜來和煦的風與雀躍的光，像是未名湖畔拂動草木的微風，撫平曾經苦痛的褶皺。透過淚光，無數的瞬間劃過陳佳洱的眼前。
那是華夏大地滿目瘡痍的童年，被日本人逼著用汪偽政府的教科書，他和老師、同學把原來的教科書抄下來，等日本學監離開后偷偷上課；
那是兒時的雨夜，父親冒雨帶自己去看電影《居里夫人》，勉勵自己“中國和居里夫人的祖國一樣，因科技落后而遭欺凌，要像她一樣，獻身科學，做對社會有用的人”；
那是在英國盧瑟福實驗室訪學期間，傳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那一刻，一下子覺得“自己的脊梁骨挺得很直很直”；
那是面臨學成回國和留任海外的選擇時，想起大連勞動公園里矗立的一塊刻著“勞動創造世界”的石碑，毅然決定回國，下定決心要“做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一次次靈魂的震顫，匯聚成與國家民族同頻共振的回響，與科學之春的暖意融合，迸發不竭求索的力量。
1978年的陳佳洱已經44歲。一直以來，數理領域中最瑰奇的奧秘，似乎總是留給那些思維能力處在巔峰時期的年輕人。陳佳洱也曾因此心生憂懼。
在那次科學大會的分組討論中，陳佳洱所在的北大、北醫小組里還有周培源、張龍翔、侯仁之等著名學者，而他是其中年齡最小的。聽聞陳佳洱對年齡的憂慮，同為物理學家的周培源先生打趣道：“你看他還說自己老了，那我們該怎么辦？”
周培源先生一語解開了陳佳洱心頭的桎梏，打破年齡的魔咒，積蓄已久的激情與創造力得以復蘇、生發。心里積蓄著“要打一場翻身仗”的勁頭，新的征程開始了。
1983年，北大重離子物理研究所建立，陳佳洱帶領團隊完成4.5 MV靜電加速器的設計和建造，使之成為北京大學核科學試驗基地的第一個大型基礎設施；
1984年，陳佳洱著手從無到有地在北大籌建我國第一個射頻超導實驗室；
1993年，他奠定了高平均功率自由電子激光的重要基礎；
1994年，他提出并主持研制出首臺國產純鈮超導腔，成功解決了國產鈮材中雜質含量高等難題；
1996年起，陳佳洱與郭之虞共同主持并完成了國家科委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加速器質譜法碳14測年技術改造與測試研究”專題，為夏商周年代框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人的價值就是要因自己的存在使人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這是陳佳洱終生踐行的座右銘。兒時那個雨夜，銀幕上居里夫人堅毅執著的目光，深深地刻在了陳佳洱稚嫩的心上。
在此后的時光里，他在無止境的前進與奉獻中逐漸接近這至高的境界，并將生命匯入微風和煦、欣欣向榮的春天。
2003年，陳佳洱在北大物理學科90周年慶典簽到簿上簽名
在那個萬象更新的年代，忙碌在春光里的身影，不止陳佳洱一人，還有千萬正逢其時的人們，其中有勤耕不輟的老先生們，也有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們。
年輕人們的拳拳赤子心總能奏出這春天里最激越昂揚的旋律，1981年響徹燕園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1984年天安門前的“小平您好”，數十年來，陳佳洱始終記憶猶新。
“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就是要有核心價值的大學，就是對自己的文化和傳統無比自信的大學。這才是大學的靈魂。我想北大的靈魂是愛國。”
春光融融，燕園草木勃發，未名湖的風吹拂起年長的與青春的吟唱，彼此融合交疊，匯成一支動人而有力的歌。
03
“加速要成器”
粒子關乎世界萬物的本原，曼妙，迷人，但難解。關于它的認知，凡推進一小步，背后都是世界無數頂尖科學家的日夜苦思與實驗。
加速器是人們對物質深層結構進行研究的重要工具。自世界上建造第一臺加速器以來，人類對微觀物質世界的認識逐步深入，基礎物理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世紀以來約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都與加速器及其應用有關。
在“546”的歲月，北大只有一臺從蘇聯進口的25 MeV電子感應加速器。也從那時起，陳佳洱與此結緣。一年時間里，他和幾位年輕師生“埋頭搗鼓”，建成了中國第一臺30 MeV電子感應加速器。
70年代末，國際上加速器進展迅速，此時，超導加速器方向方興未艾。在楊振寧先生的安排下，陳佳洱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核結構研究所和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訪問工作。期間，他把對束流脈沖化的研究成果拓展應用于石溪分校直線加速器的聚束器、高能后切割器、后聚束器及各個束流輸運元件組成的系統中，成功地將64 MeV的碳離子壓縮到100ps，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
此外，陳佳洱還為加速器的用戶編制了一套軟件，可根據用戶對加速離子的種類、能量等性能要求通過計算機自動操控整個加速器的各項相關部件參數，運行方便、精確、可靠，石溪的同事興奮地稱之為“陳氏模式”。
近三十年后，陳佳洱與昔日石溪同事Gene Sprouse教授重逢，Sprouse第一句便是：“陳氏模式現在仍在石溪運行著！”
“我們為何不能走在前沿？”從大洋彼岸到歸國，陳佳洱心中暗自盤旋著這個念頭。他著眼的不是眼前，不是跟隨，是未來，是卓越。
甫一回國，陳佳洱著手建立北大的“超導力量”。搭平臺，1984年，從無到有，籌建起了我國第一個射頻超導實驗室；建隊伍，他先后派遣趙夔等人出國前往世界著名實驗室參加射頻超導研究；重教學，花心思主編《加速器物理基礎》；籌力量，他大力爭取學校和國家高技術計劃在人力和經費上的支持。
“千萬錘成一器”，這是陳佳洱以及重離子物理所相關團隊始終秉持的信念。1 MeV RFQ（射頻四級加速器）結構射頻加速器、加速器質譜計、光陰極超短脈沖束電子槍……一項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超導腔技術與超導加速器在這里研制出來，并成功應用于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近期，他領導的北大加速器團隊成功研制了新一代直流射頻超導電子槍，在100pC電量下發射度低于0.58μm，達到了國際最好水平，為下一代MW級高平均功率超導加速器大科學裝置的建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陳佳洱先生的父親、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先生曾將自己的畢生積蓄——5.5萬元拿出，設立了“兒童文學園丁獎”。那是1981年，這筆錢在當時，相當于100個工人一年的工資總和，可以在上海淮海路一帶買上一棟漂亮的小洋樓。陳佳洱全心全意支持。2008年，陳佳洱也將自己多次獲得的科研獎金，共計約150萬元人民幣全部捐贈，用于支持從事粒子加速器相關工作的師生。
新世紀，歐美科學家提出用強激光進行離子加速的想法，這能使得加速精度和分辨率更高，但在原理上沒有實現突破。
陳佳洱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方向動態，又開始了布局，請團隊重點關注激光等離子體加速的發展動向。他的學生、剛畢業工作不久的顏學慶提出借鑒“風帆原理”的穩相光壓加速新方法。然而，在國際會議上，這個想法在技術層面卻受到了許多質疑。
“因為科學理論沒有任何問題，技術始終能趕上，我們都相信肯定會有方法把它造出來。”
陳佳洱一如既往地鼓勵，帶他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找到徐至展院士。兩位院士一起細致研討，對這一想法非常贊賞。
科學不負有心人，2008年他們探索出了可行的加速方法，此后顏學慶前往德國馬普所訪問開展合作實驗研究。2010年，陳佳洱赴意大利開會，專門在慕尼黑轉機逗留了半天，師生抽空見了一面。陳佳洱囑咐道：“應該盡早回國，申請項目獲取支持，在中國完成‘激光加速要成器’的目標。”
轉年，北大一間不起眼的房間里，激光加速器實驗室開始“動工”。六年后，陳佳洱、顏學慶團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臺能量3-15 MeV、能散小于1%的激光質子加速器與輻照裝置，為高能加速器和醫用加速器的小型化開辟了道路。
加速，不斷再加速。2019年，團隊成功打破了國際上飛秒激光驅動加速碳離子的能量紀錄；2021年，又將短脈沖激光加速金離子的能量紀錄提高5倍，打破超重離子加速領域10余年來的沉寂局面，被認為是對重離子放療潛在的革命性的加速方法……
懷柔科學城內，北京激光加速創新中心大樓已經落地完成。平臺聚力量，未來，更具備交叉應用潛力的新型激光加速器將在這里研制。
在陳佳洱的眼中，加速器始終是通向世界之“美”的橋梁。從電子感應加速器、等時性回旋加速器、螺旋波導加速器到超導加速器、激光加速器，陳佳洱的眼光始終是戰略性的，技術在變化，而不變的是，那里充滿了新的物理和現象。
“科學事物，必須不斷研究，認真實驗，‘得寸進尺’地深入、擴展，通過韌性地戰斗，才有可能取得光輝的成就。”
陳佳洱在許多場合，都向學界、向學生們強調這句話。
這似乎也是陳佳洱為加速器研究發展寫下的注腳。
04
穿梭在燕園的自行車
車輪摩挲過地面，像是撥動了電影膠片，小園光影流轉，攜草木豐沛的生機，撲面而來。
“546”計劃解禁，陳佳洱買了輛自行車，在燕園流連許久，終于有機會好好看看他“當初夢想的燕園”。
此刻，夢魂牽縈的湖光塔影，第一次映入他的眼眸。
而此后，陳佳洱騎著自行車的身影，會歷經他六十余年的生命時光，深深嵌入這座小園。
1996年，陳佳洱擔任北大校長，上任伊始，他便騎著輛破舊的“二八大杠”在校園里到處跑，去各個院系調查研究。
在忙碌的工作間隙，陳佳洱最喜歡的事情也是騎車穿梭在校園的各個角落，興起之時，常常脫把而行，輕盈的風拂過斑白的鬢角，一如當年拂過青年意氣風發的臉龐。學生們偶爾看見一個60多歲的老人彎著腰在路上給自行車打氣，誰都想不到這是他們的校長。
布和蘇道是當時的北大保安，一年中秋節前一天的傍晚，他從值班室走向崗亭換崗。一個老人騎著自行車從前面的斜坡上下來，經過自己面前時還朗聲問候了一句“保安同志好”。布和蘇道還未反應過來，愣怔片刻，轉頭卻只遠遠望見在風中掀起的衣擺。回到屋里，發現多了盒月餅，一問，原來正是剛剛騎車的老人送的，再一問，才知道那位老先生竟然就是北大校長。
2010年，跟隨陳佳洱攻讀博士的周泉豐與導師一同到日本參加IPAC10學術會議，下了飛機，周泉豐想為年近八十的老師拉行李箱。陳佳洱婉拒了：“小周啊，人要自己能干才好！我還能自己拉行李，你不用管我。”
北大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林晨研究員還記得實驗室初建的幾年中，年事已高的陳佳洱先生堅持每周來聽組會，在會上與老師和同學們一同探討問題，每次總是騎車來去，從不愿麻煩別人。
陳佳洱常常勉勵新一代科研者，鼓勵他們
“要沉得住氣，踏踏實實做好科研，一步一個腳印，國家一定能實現科技強國。”
老一輩學者一生踐行的準則，融入殷切的希冀與叮嚀。
這位總是騎著自行車的老先生，正是在這樣的言傳身教之間，將平易、樸實、愛護后學的美好品質傳遞發揚。
十幾年來，陳佳洱一直住在離北大不遠的藍旗營社區，婉拒了國家為他提供的條件更優的住宿樓，因為那里離北大太遠。在藍旗營，推上自行車，騎著便又到了燕園。
05
要對得起“北京大學”四個字
每每旁人談及陳佳洱任北大校長的經歷，他總說“我只是偶然當上校長的一介書生”。
1996年校長換屆時，教育部讓北大的中層干部民主推薦校長，陳佳洱排在第一。但陳佳洱沒投自己的票，他認為自己“不合適，沒這個能力”，并三次向教育部推薦周光召先生，堅持“如果他來當校長，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有機結合肯定會做得更好”。
也許是為了彌補少時與北大的擦肩而過，緣分從陳佳洱踏入“546”的那一刻就悄然締結了，而他與北大的情牽，注定要更深更緊幾分。北大再次選擇了陳佳洱，就像當年選擇那個21歲的瘦弱青年一樣。
最終“硬著頭皮”上任的陳佳洱，因為“北大無小事”而戰戰兢兢輾轉反側，連著幾夜都睡不著覺，但肩上的重擔，他卻是扎扎實實地接下了。
“我要對得起‘北京大學’這四個字。至少在我這一任上，能夠朝著符合北京大學的地位相適應的方向有所發展。”
這位總說“從沒把自己當校長”的老先生，把“對得起”三個字，演繹到了極致。
三年半的校長任期里，陳佳洱著力推動學科建設、引進學術人才。每次出國參加學術研討，他都會準備一摞當地頂尖人才的資料，以花甲之軀一一親自拜訪，希望他們能夠到中國來，到北大來。憑著這份“認真”，陳佳洱為北大凝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術帶頭人，與眾多著名學者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關系，為北大的人才隊伍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
籌劃1998年的北大百周年校慶，也是陳佳洱任校長期間的重要事項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大在人民大會堂慶祝百年校慶。為了這天，陳佳洱忙了一年，寫了長長的報告，還有一份改了又改的致辭。
在北大的百年校慶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國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陳佳洱和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王大中院士一起，簽訂了北大清華攜手共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協議書，規定兩校學分互認、教授互聘、資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八項規定，為兩校學生的情感互連奠定基礎。兩位院士共同推動了985工程的建立，讓更多的國內大學可以逐步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繁重的公務之外，陳佳洱仍然堅持承擔教學任務，還會給本科生們上基礎課。
“如果我不上課的話，我跟學生跟老師的共同語言就會少得多。我自己上課，才知道教師想什么，學生想什么，我理解他們，支持他們。”
即使是為百周年校慶各處奔忙期間，陳佳洱也從不吝惜指導學生的時間。一次，一位同學遇到一些難題，便給包括陳佳洱在內的教授們，發了幾封探討問題的郵件。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他認真親切的回信。
謙和平易，恪盡職守。陳佳洱正是如此，將自己大半的生命，嵌入燕園的草木湖石之間。
06
“呆板但認真”
被問及“科學家做校長，有何利弊”時，陳佳洱淡淡一笑，答：
“會比較呆板，但一般會比較認真。”
“認真”一詞用在陳佳洱身上恰如其分，而“呆板”則有點像是一種自我調侃。
陳佳洱主張一步一個腳印地做研究，但也不認可成為只追求數量而毫無新思想、新觀點“paper machine”。在他看來，科學有時候也需要閑聊，需要思維不帶目的性地交錯碰撞的放松時刻。
任北大任校長期間，陳佳洱曾大力推動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早在兒時，童話與科學便交融在他的生活與學習之中。父親陳伯吹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但心中始終懷揣著一個“科學報國夢”。他注重小佳洱的閱讀教育，也常常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兒時，父親的書房是陳佳洱的樂園，在紙頁與文字之間，仿佛總藏著無盡的趣味與奧妙。從《阿麗思小姐》到《波羅喬少爺》，從《華家的兒子》到《火線上的孩子們》，陳佳洱把父親創作的文學作品讀了個遍。中學時代的他和同學一起制作收音機、擴音器，組建“創造社”，此外，他們還發起創辦了名為《創造》的刊物，發表自己的作品，翻譯《大眾科學》等外文刊物上的文章，并自己印發，是當時中學生創辦科學類刊物的獨一家。
“科學求真知，人文真善美”，陳佳洱如是感嘆父親對自己的影響，他常常強調，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同是人類文化的精髓，既相輔相成又密不可分。
陳佳洱在北大系聯起科學與人文，綴連彼此的風景。他做出“理科生上語文課、文科生上計算機課”的決定，請最好的老師來教，規定文科學生至少修4個理科學分，理科學生也至少有4個文科學分。
科學的眼睛與人文的眼睛，共同映出世界的紛呈美好。
今天，“計算機概論”和“大學國文”課程依然是北大學生的必修課，陳佳洱所期望彰顯的科學與人文之魅力，仍在為一屆屆北大學子所領略。
此外，為了促進學科之間的交融，陳佳洱開國內之先河，將很多同類學科劃分為學部——文、史、哲歸到人文學部，經濟、管理和法律則是社會科學部，數學、物理和化學歸為理學部等。
學界很多人都敬重陳先生，知道他惜才、愛才。七十多歲時，陳佳洱還擔任了很多國家、民間獎項的評委，凡是掛他名字的事務，他一定“認真地操心”。在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期間，他關注科研人員的實際需求，依舊四處“化緣”，努力使科學基金的總量逐年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在此基礎上，他還積極推進科學基金管理和體制的創新，為科技工作者摒除了部分形式上的障礙，著力發現、培養和凝聚優秀青年人才，支持創造能力強的科研團隊，營造有利于源頭創新的環境。凡是擔任獎項評委，他總會認真審閱厚厚的材料，常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
科學家、高等學府學者應為國家民族進步擔任起的那份責任，陳佳洱原汁原味、踏踏實實地做了一輩子。
2022年，陳佳洱獲得中國物理學會終身貢獻獎。只不過，對他來說“研究還沒做夠”，早已是一種日常。
“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陳佳洱很喜歡愛因斯坦的這句話，健全的人格總是包容而鮮活的。
每逢有人要為陳佳洱照像，他總是盡量找帶有未名湖、博雅塔的背景，他的生命與它們交融，才算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圖景。一如當年，那個目光澄摯、清瘦板正的身影，站在澈綠的春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