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再議，我們科技創新還差什么？

“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規劃，加強長期穩定支持。”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一主張，得到科技界代表委員的積極響應。

基礎研究的水平決定了一個國家科技創新的底蘊和后勁，因此，國家對基礎研究日益重視和支持。但是，究竟該支持哪些基礎研究、以什么樣的方式支持、如何進行資源分配等，是代表委員們在討論中十分關心的問題。

尊重多樣性，做好“長線投資人”

“從歷史上來看，在科學剛誕生的時候，基礎研究就是為了創造新知識，拓展人類對自然界及其規律的理解。那時科學家是基本不考慮實用目的的，是由好奇心驅動，這種研究后來稱為純基礎研究。但當這些知識經過積累逐漸形成體系，就具備了促進解決實際問題的‘資本’。”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徐旭東解釋道，當人們探索科學發現的應用途徑，或者在生產、生活中遇到了無法解決的技術難題，現有的知識不足以支撐，回過頭來就需要科學家把這些難題背后的機制搞清楚。這類研究有著明確的應用導向，后來就叫做應用基礎研究，或定向基礎研究。

“現在我們所說的基礎研究就包括了這兩種類型，但也有把應用基礎研究劃歸應用研究的。”徐旭東告訴《中國科學報》。

他認為，之所以要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過去我們在這兩個方向上都比較薄弱，進而影響國家整體科技創新的后勁。

“目前，我們尤為強調基礎研究要圍繞國家戰略需求，這符合國家發展的現實需求。但不能忽視的是，在基礎研究內部，支持應用基礎研究和純基礎研究應當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他談到，一方面要為滿足國家重大需求和解決各類實際問題回答背后的科學問題，服務于技術發展；另一方面也要保證足夠的純粹的科學探索，構建知識體系，提供知識體系的新增長點。

“總體而言，我們的科學研究功利性太強，導致原始創新不足，那些突破現有概念、模式的重大成果就鮮有機會產生。”徐旭東認為，投入純基礎研究的比例有待提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也提到，要保證有一定比例的人做自由探索。“這時候，國家投入的相當于是帶有風險性的長期投資項目，這部分資金往往不會太多，但會把網撒得開一些。作為‘長線投資人’，瞄準的是未來的機會收益。”

而事實上，這些收益并不僅僅停留在成果本身以及它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上。“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勢必能對人才、團隊的培養和儲備起到積極作用，還有利于國際交流，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提升國家軟實力。”周忠和坦言，如果忽略了這些，我們對基礎研究的評價和衡量就會變得狹隘。

周忠和強調，“國家對于基礎研究的支持要保持多樣化的水平，對純基礎研究要更寬容一些。”

總投入增長，企業加把勁

1月26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最新中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情況。2021年中國R&D經費中基礎研究經費為1696億元，比上年增長15.6%，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比重達到6.09%。對比來看，過去20年，美國用于基礎研究的R&D經費占比維持在15.9%~19.1%之間。受訪專家一致認為，我國基礎研究投入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如果基礎研究經費不足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徐旭東舉了一個例子，大中型淺水湖泊富營養化和藍藻水華暴發，是我國水環境保護和修復領域重點關注的問題。從21世紀初開始，國家各類重大科技計劃都曾先后支持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但在這些科技計劃中，絕大多數以工程示范為主，用于藍藻水華基礎研究的經費杯水車薪。

“這導致的結果是，由于對藍藻水華機理認識不清，僅僅通過改進和組合現有技術開展工程示范，并未真正解決問題，要想發展新技術，需要更加深入的基礎知識的供給。回過頭看，20多年來，我們的投入和產出并不成正比，這是需要反思的。”徐旭東強調。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所長黃政仁則提到另一個問題，“從基礎研究經費來源的角度，企業投入的比重太低”。

《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分析》一文給出的數據顯示，企業雖然每年的總研發經費正快速增加，但基礎研究方面投入的占比還不足0.3%。近10年來，企業在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總額中的占比為1.5%~3%，而同期的美國，其企業投入占比是 28.8% 。

“基礎研究由于其長期性、高風險性的特點，總是讓社會資本望而卻步，國有企業應該在這方面更有作為。”黃政仁說。

錢多了，怎么用也是個問題

相比于如何把基礎研究投入的盤子做大，周忠和更關心的是，如何讓分配機制更合理化。“錢多了，用不好，不僅會造成浪費，也難以獲得預期的效果。”

他提到，目前科研經費分配過分強調競爭性，給誰、不給誰，該怎么判斷？

“基礎研究需要有很強的原創性、前瞻性，這非常考驗評審專家的學術鑒賞力。這時就需要發揮該領域戰略科學家的力量。他們一般都是小同行，有專業的眼光和一定的品味。同時，可以適當請一些大同行做一點取舍和平衡。”但他坦言，很多時候，真正專業的小同行并不掌握話語權，管理部門沒有充分放權。

“對管理部門來說，選擇的往往是風險厭惡型，在項目周期內希望得到有顯示度的成果。這就造成了一種結果，不同部門、項目總是盯著那些最有潛力的明星科學家，造成重復投入、經費過度集中，以至于更多還沒有嶄露頭角的科研人員失去機會。但在這個問題上，小同行是更有能力作出權衡、判斷的。”周忠和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