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高額津貼可能引發負面效應

　　近日，網傳南方某大學將擬定新的研究生資助標準，從原來碩士生5萬元/年、博士生10萬元/年變為碩士生4萬~6萬元/年，博士生開題前7萬~9萬元/年、開題后9.5萬~13萬元/年。

　　對此，該大學回應媒體詢問時強調，該校現實行的是“碩士生＞5萬元/生·年、博士生＞10萬元/生·年”的研究生獎助金體系，對于網傳信息是否屬實則沒有給出明確說法。

　　此前，時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龔旗煌在教育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北大一直在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崗位獎學金體系，增強資源統籌能力，進一步提高研究生的資助水平，提升基礎學科人才科研專注度。

　　當下，與發達國家的高水平大學相比，我國研究生所獲得的資助還有一定的差距，因而此類消息一出，頗吸引大學里在讀和渴望提升學歷的未來研究生，也包括研究生導師的眼球。

　　在國內，研究生的“資助”一向都由許多部分組成，其中包括國家補助金、城市生活補助、各種級別或類型的獎學金、導師資助金、助教或助研津貼以及課題組的勞務費等。近些年，隨著各高校辦學投入和課題經費的增長，研究生的各類“資助”也是水漲船高。如果考慮到與發達國家高水平大學的差距，適時、適度地提高研究生的資助水平也是合理的。

　　這里的“適度”，是指相關政策的出臺要考慮到國內大學的發展現狀、承受能力以及各個城市生活水平的差異，而其基本理念是不能將教育和讀書變成純粹的賺錢途徑。

　　以博士生為例。公費博士生是免交學費的，其所獲資助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薪酬，而是學習期間的生活補貼。因此，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且有盈余就是發放的標準。

　　這個標準，從根本上說，是把博士生看作學生。學生接受的是系統專業的思維方法和科研技能訓練，以學習知識、從事相應的科學研究為主，與賺錢自然沒有直接的關系，故不鼓勵，也不會過分計較津貼的高低。

　　可是，如今的高校由于多采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理工科和應用型文科教師開公司、創業不在少數。博士生的角色也不再單純——他們原來是以學生的身份被招收進校的，進校后做的卻不僅是學習的事情，他們可以在導師的課題組里進行科學研究，但導師給予的津貼又讓他們不純粹是學生，而成了課題組的科研或工作人員；他們也可以在導師的公司里兼職，獲得相應的薪水，因而也成為早出晚歸、加班出差的公司員工。

　　雖然與企業員工相比，多數博士生仍屬于“廉價勞動力”，但多重角色獲得的多種“工資”實實在在地吊高了所有博士生或準博士生的胃口，通過攻讀博士學位賺錢或養家也儼然成了一種理想。

　　在這樣的背景下，給博士生和碩士生許諾超過其他高校兩三倍的高額資助，不僅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其負面效應恐怕還要大于正面效應。

　　因為高額的資助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招生規模不大，一是經費相當充足。由于不具備第一個條件，國內許多頂尖高校只好退避三舍，又由于沒有“花不完的錢”，多數高校也只好駐足觀望。

　　即便是準備實施此類行政措施的高校，在度過了建校初期地方政府大規模經費投入的“黃金期”之后，是否還有能力保證這一行政措施的繼續實施，也是一個問題。

　　學生是大學的主體之一，公司化的管理讓其身份復合化，也同時影響到大學本身的定位和社會身份。簡單地說，這樣發展下去，大學是教育機構還是企業，或與之相應的培訓機構、附屬科研機構，則變得模糊不清。而許諾高額資助，如果操作不當的話，很可能是在為大學本該止步的市場化進程推波助瀾。

　　再回過頭來看被吊高胃口、渴望獲得高資助的博士生。公司化的大學是講投入產出比的，高額資助不再是生活補貼，而是實際的工作薪酬。薪酬高就意味著責任大，責任大就意味著壓力大，在就讀期間，博士生要扮演多個角色、多方服務導師及其公司；要早出、多出成果，最好是到處署名、呈幾何級數地發表成果，才能達到導師的要求，順利畢業。

　　高額資助當然會引得無畏的“勇夫”前來，但有多少真正熱愛理論研究和基礎科研工作的學生，或者對自身體格沒有太多自信的學生，愿意或敢去報考，仍是一個未知數。

　　看來，正經歷著市場經濟考驗的國內大學，似乎仍要經過若干年的大浪淘沙，才能讓博士生教育重新回歸到熱愛學術、情愿為學術而獻身的軌道之上。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