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生活成本危機迫使博士生尋求第二收入

　　《自然》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生活成本危機正迫使一些博士生想出各種辦法來維持生計。在約1200名受訪科學家中，46%的人表示他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過第二份收入。

　　博士生在調查中表示，出售藝術品是賺取額外收入的方式之一。圖片來源：Klaus Vedfelt

　　這項日前發布于《自然》網站及《自然簡報》電子通訊的調查顯示，68%的受訪者對所在地區當前經濟狀況感到擔憂，59%的人表示這種擔憂會促使他們更傾向于考慮從事副業。

　　一位受訪者在調查中寫道：“我目前的津貼（與10年前的數額相同）所提供的生活品質，顯然已經無法跟上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的步伐。在我看來，不出幾年，大多數人都會陷入困境，不得不開始做兼職或找第二份工作。”

　　另一位受訪者寫道：“我的津貼遠低于我所在地區的生活成本，這反過來迫使我兼職一份工作來維持生計。”

　　加拿大研究生協會執行董事Ian Wereley表示，博士生的經濟狀況取決于他們所處的地區，對于生活在高消費城市的博士生來說，情況可能更嚴峻。“在加拿大，博士生的平均津貼剛好達到甚至有時低于貧困線。”

　　這一結果與美國市場研究公司“晨間咨詢”的一項調查結果相吻合。該調查顯示，美國大學生的財務樂觀度已降至該公司2018年開始追蹤這一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此外，根據英國最大博士生資助機構——英國國家科研與創新署（UKRI）2025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在英國，超過一半的研究機構和培訓資助獲得者認為，當前的博士生津貼無法滿足研究人員的生活成本。

　　《自然》的調查向讀者詢問了他們從事副業的經歷、需要額外賺錢的原因及所從事的工作類型等問題。其中，49%的回答來自Z世代人群，即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40%的受訪者是“千禧一代”，即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人；其余11%的人出生于1946年至1980年。

　　受訪者來自57個國家，其中大多數來自歐洲（41%）或北美（38%）。盡管美國、英國、荷蘭、葡萄牙和加拿大等國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津貼不足以支付生活成本，但不同地區存在差異。

　　其他一些博士生，尤其是北歐地區的博士生表示，他們的津貼是充足的。“我在瑞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獲得了全額工資和福利。因此，從未有過需要從事副業的想法。”一位匿名受訪者表示。

　　還有一些受訪者表示，由于與大學簽訂的合同協議，或學生簽證、工作簽證的相關規定，他們不被允許賺取額外收入。

　　只有15%的受訪者認為，攻讀博士期間從事副業對學術研究有積極影響，28%的人表示有負面影響。其余57%的人表示，副業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尚不明確，并提到了副業的類型和所需投入的時間。

　　一些受訪者表示，副業讓他們培養了對研究事業有益的技能。這些副業包括從事科學傳播、制藥行業工作和教學工作。另一些人則表示，副業幫助他們維持了熱愛項目——制作音樂、銷售藝術品和手工藝品。

　　Wereley表示，那些從事與研究領域相關副業的博士生，能夠從中獲得建立人脈和積累專業知識方面的益處。但他補充說，如果學生只是為了額外收入而從事與研究領域無關的工作，那么這種副業就會產生負面影響。“這會占用他們的健康，還會剝奪有助于他們職業發展活動的時間。”

　　Bahijja Raimi-Abraham于2008年在英國東英吉利大學完成藥劑學博士學位，她在攻讀博士期間曾擔任兼職藥劑師，親身經歷過職業倦怠。“真正的負面影響體現在我的身心健康上。我壓力很大，因為既要承受博士階段的壓力，又沒有休息時間。”

　　2012年至2018年，Wereley在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攻讀博士期間，也曾做過多種兼職以維持生活開銷。“毫無疑問，我投入的每一個小時都不是我完成學位的一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