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很少參與國際同行評議嗎?根據最新一項全球規模的調研,答案為“是的”:2013~2017年,中國學者的論文發表量占13.8%,但同行評議貢獻量僅有8.8%。
近日,第二軍醫大學海軍醫學系教授孫學軍就此在科學網發表博文,引發研究人員熱議。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直截了當表示:“國內學者不參與國際同行評議,這相當于在國際比賽中放棄當裁判。”其他幾位具有多年審稿經歷的采訪對象也都表達了類似觀點。
為什么我們參與國際同行評議積極性這么低?學術共同體是否需要更多中國學者參與其中?
審稿不積極,積極有目的
這項調查涉及全球11000名科研人員,由一家幫助學者標記審稿等學術貢獻的網站Publons組織完成。調研報告中比較并強調了中國學者的貢獻和影響:論文發表量越來越大,但在同行評議的貢獻方面遠遠落后。
蘭州理工大學理學院教授馬軍認為,自己屬于比較積極的審稿人,但兼任國際期刊編輯后發現,很多國內學者對審稿邀請回復并不積極,“甚至很多人連論文鏈接都沒有觸發就拒絕了,這就欠缺了基本的學術禮儀”。
接受本報采訪的期刊編輯紛紛表示,曾遇到國外年輕學者主動發郵件來,申請參與審稿的情況,國內學者卻鮮有類似舉動。國內有些教授一看到是審稿邀請,甚至會直接當成垃圾郵件處理。
也有一些積極的審稿人。有人主動要求多派一些審稿任務,是為了在申請綠卡時突出自己的學術貢獻。有人是為了“賣私貨”,什么稿件都不拒絕,審稿意見也都比較正面,但審稿意見中會夾帶自己的論文,要求作者引用。馬軍表示,對于前者會如實反饋情況,后者則會直接拒絕。
雖然各有其因,但總體缺乏敬業精神
關于“不愿審稿”的原因,Publons聯合創始人安德魯·普雷斯頓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一方面可能有語言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審稿貢獻在我國未納入科研評價體系,因而中國學者更愿意花精力去做研究及發表論文。
但在馬軍看來,語言并非主要阻礙因素。“因為專業詞匯就那么些,編輯也是根據你的已發論文情況聯系審稿的”。他表示,“可能是一些審稿人脫離學術一線,發表的文章大多只是掛名,涉及的物理背景、數學推導過程都可能看不懂了。”
“寫論文可以找人幫你改,寫審稿意見不行吧!”孫學軍也提出了審稿能力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許多學者缺乏敬業精神,所做學術工作多數是具有功利性和任務性的,對獲得國際學術圈認可也不熱衷。客觀方面,國內學術機構對國際同行評議貢獻的認可度較低,導致學者不愿意浪費時間給雜志“白幫忙”。
但顯然,參與同行評議并非“做無用功”,甚至在幾位受訪者眼中是收獲頗豐。
普雷斯頓認為,通過同行評議,中國學者可以第一時間了解到相關領域最新的科研進展,還可以通過這一學術活動建立自己在全球的科研學術網絡,有益于建立未來的合作關系。更重要的是:“中國審稿人意見出現越多,越有利于提高整體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有過積極審稿經歷的作者,其投稿也會得到更多修改機會。
“將自己的期刊審稿情況放進簡歷里,至少能證明你是一線科研工作者,同時是個樂于奉獻的人。”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喻海良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參與國際同行評議是一線科研工作者的義務。“如果科研工作者都不愿意評審他人論文,有一天他自己的論文可能也沒有人愿意去評審。”
越高參與度,越多話語權
據Publons的調研,在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學者平均每提交一篇文章,就要參與審稿近2次。而在中國、巴西、印度、波蘭等地,這一比例僅為0.6。
“國際同行評議參與度低,這個問題應當重視起來。成為裁判,掌握更多國際話語權,人家才會更尊重你,你也有更多機會展現自己的工作。”孫學軍分析說,“下次你去投稿,至少不會因為別人不懂或是不了解你的工作而產生‘誤傷’。”
“我們的國際化視野體現在哪?就是中國人去當審稿人、去國際期刊當編輯,這是一個發聲的機會。”馬軍強調,鼓勵參與審稿是未來趨勢。
普雷斯頓表示,中國科學家正成為重要的學術力量,全球學術共同體需要中國學者參與到同行評議這項重要的學術活動中。
美國是將審稿當做學術貢獻的組成部分,其接納技術移民時,幾個主要參考指標就包括審稿經歷及論文、學術機構職務、學術會議報告等。孫學軍建議從政策層面對學者參與國際同行評議有所引導。
國內高校如西安交通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已經開始與國際接軌。如將審稿計入工作量,或要求學科負責人承擔學術兼職工作,考察其審稿、期刊編輯經歷等。馬軍透露,還有單位會對審稿、同行評議工作予以物質獎勵。
“不過這些工作本就是科研人員義務,不必過度物質化,給不給獎勵都沒關系,以防變味兒。”馬軍提醒,“通過同行評議獲取國際學術圈的認可,這本身就是種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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