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受威脅物種碰撞風險顯著高于發達國家

　　道路網絡是現代社會運行的重要基礎設施，也是野生動物非自然死亡的重要來源。隨著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向自然或半自然生境延伸，野生動物—車輛碰撞已成為一種長期、廣泛且持續發生的生物多樣性壓力。然而，在全球尺度上，道路死亡負擔如何在不同地區和不同保護等級物種之間分布，仍缺乏系統評估。

　　2024年在青海玉樹拍攝的死于路殺的鷹隼。（課題組供圖）

　　近日，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李忠秋教授團隊在《自然·通訊》發表最新研究論文，研究整合全球研究者主導的系統調查數據、愛自然全球公民科學記錄，以及研究組自建平臺“路殺生物調查小程序”采集的中國全國尺度高分辨率路殺數據，發現道路造成的野生動物死亡并未在全球范圍內均勻分布，相較于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承受了更高的標準化路殺負擔，且這一差異主要集中在已經受威脅的脊椎動物上。

　　研究顯示，全球數據共記錄到6932種曾經死于道路的脊椎動物。基于物種累積曲線模型估計，全球潛在可記錄的路殺脊椎動物約為8109種。在中國，全國數據已記錄到741種路殺脊椎動物，模型預測潛在總數約為910種。“這表明，路殺并非少數大型動物或局部道路上的偶發事件，而是一種廣泛作用于脊椎動物類群的全球性壓力。”論文通訊作者李忠秋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控制物種庫和采樣努力后，全球系統調查數據表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在多數非無危紅色名錄等級中表現出更高的標準化路殺負擔。其中，近危（NT）物種的差異最大，約為高收入國家的 4.42倍；易危（VU）物種約為 3.30倍；極危（CR）物種約為 2.63倍；瀕危（EN）物種約為 1.54倍；而無危（LC）物種的差異幾乎消失。愛自然公民科學數據也顯示相同方向，說明該格局并非單一數據源偏差所致。

　　進一步分析表明，這種差異并不是因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記錄到了更長的路殺物種名單。真正拉開差距的是事件負擔，即同一批受威脅物種在這些地區被道路更頻繁地殺死。研究認為，這可能與許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區仍保有較完整棲息地和較高受威脅物種豐富度，同時道路快速擴張、生態緩解措施不足有關。

　　中國案例為這一全球格局提供了高分辨率觀察窗口。中國路殺數據呈現出不同于歐美“大型哺乳動物主導”的類群結構：爬行動物約占36%，兩棲動物約占21%，鳥類約占23%，哺乳動物約占20%。在省級尺度上，隨著人類改造程度升高，無危和近危物種的標準化路殺負擔上升，而易危物種負擔下降。物種層面分析進一步顯示，非受威脅物種進入路殺記錄的概率隨人類改造增強而升高，受威脅物種則呈相反趨勢。

　　這并不意味著高度改造地區對受威脅物種更安全。研究認為，較低的受威脅物種路殺記錄，可能反映敏感物種已因棲息地退化、道路回避、種群下降或局部消失而逐漸退出道路景觀。

　　李忠秋強調，“野生動物碰撞風險應更早納入道路選線、環境影響評價、基礎設施融資和生態補償體系。對于道路仍在快速擴張、且受威脅物種仍與道路景觀高度重疊的地區，提前開展風險識別和緩解措施，將比高度改造后再補救更具保護意義。”該研究也顯示，公民科學記錄可為大尺度道路生態監測提供重要數據來源。

　　相關論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6-749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