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錫恩：父親嚴濟慈與他的三位恩師

熊慶來先生和子女。

嚴濟慈（左）和何魯先生親切交談。

嚴濟茲、張宗英舉行婚禮時與親友合影，后排右一為胡剛夫先生。

　　父親一生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雖然與他的勤奮、聰穎有關，但與他遇到的恩師，特別是他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來的東南大學）時期的三位老師何魯、熊慶來、胡剛夫密不可分。

　　父親很少提起他的過去，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老師何魯先生，是在1957年我們從蘇聯回國休假時，他帶我們到北師大去看望何魯先生。那時我僅僅知道是去看老師，并不知道這位老師和他的關系。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陪父親到青島去休養，每天午睡后總會陪他在客廳里坐坐，這時他就會講講過去的事。有一次，他講何魯先生1919年從法國回國，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數學。他教的是法國高中的數學課本，但學生都聽不懂，聽課的學生越來越少，最后只有父親一個人在聽。何魯先生對父親說，既然只你一個人聽，就到我家，我講給你聽。從此以后，父親就到何魯先生家去上課，深得何魯先生的喜愛，并與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一年后，何魯先生去了上海，每年暑假他和妻子都要到北平度假，這時他便邀父親住到他家，讓家中的傭人照料父親的生活，給父親零花錢。父親在那里飽覽了何魯先生的許多法文書。幾個暑假下來，父親便能熟讀法文書了。

　　父親在何魯先生家還認識了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王云五先生，由于這層關系，父親在校給同學教的數學講義得以出版。

　　1923年父親東南大學畢業，何魯先生毫不遲疑地推薦父親去法國留學，并答應資助父親在法留學的費用。

　　父親的第二位老師是熊慶來先生。我知道熊先生，是因為我們同住在中關村，父親每次到我家，一定要去看看熊先生，并一定要我們一起去看望。那時熊先生住在中關村31樓一層，我們到了那里，父親自己進到熊先生的房間，我在外屋聽熊太師母談話。那時熊先生已經得了半身不遂，1969年便與世長辭。

　　后來我了解到，何魯先生和熊慶來先生是朋友，何魯先生離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時，熊先生接替他來教數學。何魯先生臨走前將父親推薦給了熊先生。熊先生也對父親喜愛有加，每次給父親的作業都批上一個大大的“善”字。

　　父親到法國后，何魯老師家出現了一點問題，一時間無法給父親寄錢。父親萬分焦急，徹夜難眠。熊先生得知后，竟將自己的皮袍賣掉，給父親寄去了錢。

　　抗戰時期，熊先生在昆明任云南大學校長，那時父親攜帶全家來到昆明，家中經濟拮據，母親張宗英經熊先生介紹，到了云南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使家中的經濟得以緩解。

　　熊先生的兒子熊秉群曾對我們說，1969年熊先生正在受批判期間去世了。秉群便給父親打了電話。父親在一小時內從城里趕到中關村熊先生的家中，站在熊先生的遺體前默默地哭了，這使熊先生的家屬深受感動。

　　熊先生去世后，父親一如既往地去看望師母。我們也不時地去看望熊太師母。記得那時，熊太師母經濟上有些困難，父親與華羅庚先生（華先生也是熊先生的學生）一起給有關領導寫信，給熊太師母爭取到一份按月補貼。

　　父親的第三位恩師是胡剛夫先生。我知道胡剛夫先生是在1996年父親去世后，看到1927年父親結婚時的一張照片，胡剛夫先生是證婚人。直到《法蘭西情書》出版后，我才對父親與胡剛夫先生的親密關系有了進一步了解。

　　胡先生出身于江蘇無錫的一家書香門第，胡氏三兄弟胡敦夫、胡明復、胡剛夫均留學美國。胡敦夫回國，在上海創辦了大同大學。胡明復、胡剛夫回國后來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執教。胡剛夫1918年回國，便在該校創建物理實驗室，并將1914年在美國由留美學生創辦的“中國科學社”也帶到了該校。

　　父親當時積極參加了“中國科學社”的許多活動，如，投稿，審稿，并被破格吸收為社員，因為當時只有留學生才能有資格。

　　父親到法國經濟發生困難時，胡先生也多次寄錢。父親當時是數學尖子，但他到法國后在選擇專業時，是根據胡先生的意見，毅然決然地選擇了物理。

　　1927年父親學成回國后，就住在胡先生家的樓下，并在恩師們的推薦下，同時在上海的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任教。錢臨照先生、楊承宗先生就是父親那一年在大同大學教過的學生。一年后，父親取得了中華教育基金第一屆第一名甲種研究補助金，再次去法國深造，也與恩師的幫助分不開的。

　　全國解放后，胡先生在等待分配工作時，曾到父親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后來胡先生到了北方的幾個高校教授物理直到1966年去世。

　　現在父親和他的三位恩師都已作古，但他們那種愛護人才，提攜后生的精神，卻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銘記的。

　　今年是父親誕辰110周年，僅以此文作為紀念。

　　（作者系嚴陸光院士夫人，嚴濟慈院士兒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