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征鎰：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當一個人死去的時候，人們選擇不一樣的方式懷念他或她。有人哭泣，有人立碑，有人默默無言。

　　當一個人死去的時候，世界用同樣的方式送走他或她。山川無言，湖海濤濤，清風徐徐如舊。

　　“如果我死去，請在我的墳頭種上一棵樹。”當消亡與綠色放在一起，悲傷似乎可以澆灌樹木。

　　他是一名世界知名的植物學家，但在自己家里卻沒有任何一株植物。這顆星球上生長的所有有根生物幾乎全部印在了他的腦子里，世上可能再也沒有人像他一樣癡迷植物，但他還是帶著這種情懷離開了我們。

　　6月20日，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植物學家吳征鎰在昆明逝世，享年97歲。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句話語出西漢時著名的辭賦家枚乘的《七發》，意思是：陳說山川之本源，盡名草木之所出。這是昆明植物所的奠基銘，也是中國植物學者的畢生追求。吳征鎰題寫的這八個字正靜靜躺在植物所足球場邊的一塊清石上，而這八個字或許也恰恰是對他最好的褒獎。

　　6月26日是吳征鎰的追悼會，他的朋友、學生、同事從世界各個角落歸來，共同悼念這位為植物研究貢獻畢生精力的老人。在昆明市殯儀館，2000余位社會各界人士為吳征鎰送行。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云山、王岐山、張高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來花圈，秦光榮、李紀恒、仇和等云南省市領導前往昆明市殯儀館為吳征鎰送行。

　　“雖然吳老辭世，但是他對世界孜孜以求的追尋，對工作的嚴謹，還有勇于創新的精神是我們作為學生要學習和努力的方向。”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長李德銖難掩悲傷，作為吳征鎰的第一批博士生，他認為，凡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吳征鎰的精神是昆明植物所的終身財富。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資料室的一角，放置著研究者們經年累月積攢下來的植物卡片，其中有3萬多張是吳征鎰親自制作的。從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間，他默默地抄錄、整理了我國現代著名植物學家秦仁昌等從國外帶回的所有植物標本照片。這些卡片總重超過300公斤，為后來《中國植物志》的編寫提供了基礎性的依據。

　　在沒有電腦和打印機的年代里，這一切都是靠手抄完成，一張張巴掌大的卡片上，吳征鎰用他的蠅頭小楷清晰且認真地寫下了每一株植物的拉丁學名、發表時間、文章名、發現者、標本號和模式標本照片。

　　在西南聯大生物系任教時的條件極端艱苦，吳征鎰卻在一間茅草房里建了標本室。在這間用破木箱和洋油筒搭建的屋子里，竟有兩萬多號標本。吳征鎰也在云南進行了大量的科考調查，和幾個年輕教師一起在昆明郊區的一個土地廟里自畫自刻自印，歷時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圖譜》。

　　作為一名教師，吳征鎰經常向學生解釋“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八個字的意義。他希望青年學生能抵擋住現代社會的浮躁風氣，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地作研究。但卻好像始終鮮少有人能像他一樣儲存那么多的信息在腦子里。

　　1983年，吳征鎰一行前往英國考察。在大英博物館，英國工作人員提出希望能夠邀請中國植物學家鑒定一些植物標本。其中大多是由清朝時期駐華的英國大使在中國采集，一直未被鑒定。

　　吳征鎰用放大鏡認真觀察標本，隨即說出了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布、曾經記錄過的文獻、資源開發的意義等等。他超群的記憶力以及淵博的植物學知識，讓英國人為這位東方學者豎起了大拇指。

　　歷數中國的植物學家，吳征鎰是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他定名或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達到1766個，以他為代表的三代中國植物學家徹底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外國人命名的歷史。

　　他也因此被中外同行譽為中國植物的“活辭典”、“植物電腦”。可以盡數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以及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布等。

　　吳征鎰共有兄弟五人，兩位兄長分別是著名醫學家吳征鑒和著名物理化學家吳征鎧，兩個弟弟一位是著名文史學者、戲曲學家吳白陶（征鑄），另一位則是資深工程師吳征瑩。

　　1916年，吳家喜獲老三，取名征鎰。在書香門第里成長起來的他，從小就非常喜愛植物，于孩提時代就開始閱讀清代吳其浚寫的《植物名實圖考》和日本的一些植物圖鑒。一邊“看圖識物”，一邊也開始采集標本、對物識名，自此與植物結緣。

　　1937年，吳征鎰從清華大學生物系畢業并留校任教。“七七事變”后，他隨清華、北大和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遷到昆明。紅土高原的獨特土壤、優越的氣候條件以及復雜多樣的植被景觀深深吸引了他。1958年夏，已過而立之年的吳征鎰決定舉家遷往云南。許多人不理解當時在首都已有一番事業的他，為什么選擇去偏遠地區。吳征鎰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希望能專注于自己熱愛的植物學。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除了充分利用云南自然條件進行研究，也為昆明植物所建所、建室以及云南多個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

　　1958年，吳征鎰向國家建議在中國建立自然保護區，并提出在云南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具體方案。1999年，他又提出了建立國家“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設想。也正是得益于這些前瞻性概念方案的提出，直至今日，云南依然是我國可以欣賞到最多動植物的地區之一。

　　西雙版納是云南植物種類最多的地方，也是吳征鎰學術考察最頻繁的地方。每逢雨季，泥濘的紅土地總讓這位平腳板的植物學家吃苦頭、摔跟頭。大家送他“摔跤冠軍”的雅號，但吳征鎰滿不在乎，笑著說：“摔跤也好，有時摔跤還發現新種呢！”

　　吳征鎰的足跡遍及全國。年逾花甲時，他還堅持赴湘西、青海、東北等地考察，兩次進藏、兩次入疆，重走祖國山川，審視全國植物區系分布，系統全面地回答了中國現有植物的種類和分布問題，摸清了中國植物資源的基本家底，提出被子植物“八綱系統”的新觀點。

　　由他編纂的圖書更數不勝數，多是植物學的經典著作。代表專著有《中國植物志》（中英文版）、《云南植物志》和《中國植被》等，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與弟子合作完成了《中國被子植物科屬綜論》、《中國植物志（總論）》、《種子植物分布區類型及其起源與演化》、《中國種子植物區系地理》四本專著。累計發表論文150余篇，其中SCI收錄75篇。

　　鑒于吳征鎰對中國和世界植物學的巨大貢獻，1999年他榮獲被稱為世界園藝諾貝爾獎的日本花卉綠地博覽會紀念協會“考斯莫斯國際獎”，成為世界第七位、亞洲第二位、我國首位獲得該獎的學者。2001年獲云南省科學技術突出貢獻獎，2003年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成就獎。2007年，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07年，吳老已經91歲了，當年清華的同事任繼愈先生想邀請他擔任《中華大典·生物典》的主編，認為中國只有吳老可以做這事。此時，他的身體不好，眼疾已經非常嚴重了。”吳征鎰的助理呂春朝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吳老說，‘我90歲了，想休息了’。任先生說，‘我也是90歲了，我們90歲的兩個老頭子一起把國家重任做下去吧’。最后兩位老先生作好了約定。”

　　為此，吳征鎰花了兩年時間重讀清代《草木典》，看不清的就讓呂春朝念給他聽，并指導呂春朝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整理工作。直到2012年春節前夕，吳征鎰因身體不適再度入院，卻仍記掛著手頭未完成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吳征鎰很遺憾，工作只開了個頭，沒能完成。他對呂春朝說：“希望你們能抓緊時間做完這項工作，讓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華大典·生物典》出版。”

　　“吳老一輩子是一個不工作心就發慌的人，到80歲以后每天工作6個小時，90歲以后為《中華大典·生物典》，每天工作2~3個小時，在世時基本把大典的框架搭好，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確實是我們永遠都學不完的。”李德銖回憶說，1988年，71歲高齡的吳老還拄拐杖，帶領6個博士生一起在昆明西山考察。近幾年他自己的工作重心——建立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其具體實施工作就出自吳征鎰的建議。

　　弟子孫航和周浙昆回憶說恩師吳征鎰吃飯節儉，從來不剩，生活有規律，基本不加班，但工作效率很高。代表他學術思想的主要著作都是在80歲以后完成的，盡管那時他眼睛已經不行了。2012年住院前，吳征鎰還在惦記著給中國科學院哀牢山生態站題詞。

　　“窮萬里縱觀原本山川探索時空變遷軌跡，立宏志深究極命草木系統演化理論”——這是追悼會上吳征鎰的挽聯。生命之盡頭也是輪回之開端。雖然他離開了我們，但地上的征鎰麻、征鎰冬青、征鎰衛矛，以及天上的吳征鎰星，都還在默默守候著他所摯愛的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