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胡亞東先生：談笑生風趣筆下有深情

　　2018年5月3日清晨8點半左右，在位于中關村大街黃莊路口的海淀醫院告別室向胡亞東先生做最后的告別。中科院的領導、化學所的領導，還有很多白發蒼蒼的老科學家們，都站在逼仄狹窄的室外過道，其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一些是采訪過、聯系過的對象，畢竟在中科院所屬的報社工作過10余年。望著他們，我把自己擱在已經熱辣辣的驕陽下，感覺如此才與自己的身心匹配——在聽到胡先生4月29日晚已經離開我們的信息后，心情一直如陰云籠罩。

　　■楊虛杰

　　【經常的場景是胡先生打來電話，然后騎著他的“二八”超大自行車來到編輯部送稿；或者我們走著去他家送樣報、采訪或者取稿子。】

　　初相識：我愛中關村

　　回憶往事，才驚覺認識胡亞東先生整整20年了。1998年，恰逢很多報紙轉型面向市場的時刻，《中國科學報》準備更名為《科學時報》，在當時經媒體報道成為頗有影響力的事件，一時招兵買馬，增加版面亦增加出版天數。我記得最初與胡先生相識應是最初負責一個寫科學家業余愛好、斑斕生活的版面。現在已經忘記是由誰推薦，采訪了胡先生。很遺憾由于時間緊張，這篇采訪文章沒有找出來，但一個細節記得非常深刻，我在最后寫了，胡亞東先生在高分子化學領域的科研成果，雖然他自己放棄獲評院士，但是他無論在音樂、收藏、攝影等等各個領域深度的愛好足以成為科學界的“雜學院士”，后來回想起來，一直不介細枝末節的胡先生，很少修改我們的采訪稿，但最后這句話還是去掉了。

　　自此后，胡先生不僅成為我們一直的作者，更成為我們編輯部每個人一生的摯友，現在想想其實非常不可思議，胡先生那時已經71歲，而我們那時大多三十出頭，相差40余歲，卻從沒有任何“距離感”。

　　經常的場景是胡先生打來電話，然后騎著他的“二八”超大自行車來到編輯部送稿；或者我們走著去他家送樣報、采訪或者取稿子。他就住在中科院黃莊小區，這種天時地利之便，我們都享受其中。有時他來送稿子，就站在辦公室里和我們說話，講各種趣聞逸事，天大的事情在胡先生口中也是輕松異常。記得他在辦公室里給我們講過他如何與他姐姐胡亞美一起，把自己家（位于現在北四環育慧里附近）50多畝田地捐給國家，講他在裝修房屋的時候，工人師傅如何把他收藏在書架的康熙年間的瓷碗打碎，他自己粘粘了事。我們聽得目瞪口呆，胡先生常常轉身就告辭。

　　很快，胡先生的一篇稿子來了！《我愛中關村》。這篇稿子現在讀來，仍然充滿活力，當時正是中關村電腦一條街開始興盛的時刻，胡先生的家毗鄰這條大街，他把這條街的歲月變遷，五彩斑斕寫得魅力無限。最后胡先生寫道：“我天天騎著自行車在中關村及其附近來來往往，已經50多年了（包括20世紀40年代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這里有我90多歲的老師，我的大批同學，還有我的很多學生，至少四世同堂，大家都騎自行車。中關村大街上的汽車越來越多了，我騎著自行車穿行于奔馳、寶馬、凌志甚至凱迪拉克之間時，我不敢碰他們，他們也不敢碰我，但是我卻比他們快！當我已經到達目的地時，那些汽車還在紅燈面前釋放各種氣體。在中關村、北大、清華，這種節能、無污染，又能鍛煉身體的物質運動方式，的確是可取的。”后來，這篇文章將標題改為《中關村的魅力》，收錄在《科學殿堂寫春秋》（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書中。

　　胡先生所住的黃莊小區住宅樓由一條過街天橋橫跨中關村大街，直接通向海淀醫院。向胡先生告別的那一天，我情不自禁地站在過街橋上眺望先生的家，在充滿活力的中關村生活了70余年，最后在這里與大家告別，這是一生充滿活力的胡先生的完滿的心愿吧！

　　胡先生寫稿常常是興之所至，有感而發，所以言之有物，機趣橫生。但是有時報紙設置了各種欄目，感覺很難“塞”進某個欄目中，胡先生似乎并不以為意，現在想想，與胡先生的自由灑脫相比我們連毫厘都夠不上。

　　隨后，1999年9月，《科學時報·讀書周刊》創刊了，我們與胡先生以書為媒，相交相知的時光開始了。

　　長相憶：科學文化路漫漫

　　《讀書周刊》自創刊以來就是讀者比較喜歡的專刊，這與很多科學文化學者的鼎力支持分不開。這里成為一個樞紐聯系起讀者、出版社以及作者。一個突出的工作就是舉辦了各種各樣的科學文化圖書的評選活動，比如1999年推出了“科學家推介的20世紀科普佳作”，2000年推出了“改革開放20年100種科普佳作”，2002年起，每年在年末的時候進行該年度的“科學文化及科學普及佳作”評選，自2003年起，又與臺灣吳大猷基金會合作負責大陸地區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的評選工作。

　　胡亞東先生幾乎是這些所有書評活動的評委或者專家委員的成員。作為化學家和科學家，他的視野卻不僅僅是科學領域，在環境保護、城市建設、博物等多方面都有熱切的關懷，這正是他一直倡導的對科學文化的關注。有一件事情特別值得一提，2003年第二屆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提名候選書的時候，時任新華社記者王軍所著的記錄北京城變遷、記錄梁思成的《城記》一書被胡先生推薦，說實話，《城記》這樣關注北京城歷史的書與傳統的科普讀物還是有著很大不一樣的，但是在胡先生的陳述下，獲得甘子釗、葉銘漢等院士的一致推薦，后來這本書在臺灣參加決選時獲得第二屆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的銀簽獎，又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館的文津圖書獎。我記得《城記》一書的推薦語都是胡亞東先生親自寫的：“《城記》是一部悲情書，也是一部鼓勁書，它鼓勵我們思索、發言，并且采取穩當合宜的行動，來行使我們作為城中一員的公民權利。寫法做到了盡可能地客觀、真實、詳備，數據豐富，引證有據，兼有史的恢弘，傳的細膩，專業的準確，文學的情致，雖然語言平實和婉，但讀來令人蕩氣回腸。如果當年采納了梁思成、陳占祥的方案，現在的北京老城區該有多美好啊！”

　　隨后，我們在國家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城記》一書的講座，由作者王軍和胡亞東先生對談北京城的建設與保護，一個細節我猶然記得，在最后互動時，胡先生說他小時候經常坐在安定門附近的城墻上，看著夕陽西下燕子翩飛。我感到那時胡先生的眼中有淚。聽眾則靜默無聲，那時我似乎明白胡先生對這本書的感情。后來王軍在他另外一本書《拾年》中，曾經引用過胡先生對白頤路（現在中關村大街）的回憶：“那條長長的白頤路才叫美呢！”《城記》一書后來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也被翻譯為其他種文字出版，其實追根溯源，與胡先生最初的推薦不無關系。

　　胡先生就是這樣，從沒有任何條條框框，不拘一格。他經常自己從書店看了好書、買了好書，向我們推薦，從而豐富了我們的版面。記得在這期間胡先生寫了很多書評，非常有影響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叢書”，2000年前后，它的第一本書《完美的對稱：富勒烯的意外發現》的書評就是胡先生寫的。他的書評內容開闊，不僅關注書的內容，更關注書以及作者的背景，有一種“大家小文”的意趣。

　　《讀書周刊》這個平臺，不僅有王綬琯、胡亞東、李競、李元這樣的老先生，還有劉兵、吳國盛、劉華杰、田松這樣年輕的后學（當年與老先生們比，的確可以這樣說）。這些有著思想棱角的年輕人提出新的觀念和主張，胡先生一直持欣賞和關愛的姿態，這一點也令年輕學者感懷。胡先生為劉華杰的新書寫序、推薦，當他們的一些觀點遭遇爭論甚至批評時，胡先生一直寬容與理解。所以，胡先生一直就是一個橋梁，讓《讀書周刊》成為科學文化綻放的舞臺，胡先生去世后，這些已經成為學科翹楚的年輕人也不禁抒發自己的懷念之情。

　　還有兩件小事可以彰顯胡先生一貫推崇的獨立思考與自由精神。2000年科學時報社與中國科普研究所一起召開了“論科學精神”座談會，于光遠、龔育之以及席澤宗等重要學者都參會并且發言，胡先生在會上說，必須有獨立思考和廣泛知識的修養，才能體現出科學精神，才能用這種科學精神，如理性即邏輯的、實證的和探索的思想去認識和分析事物，包括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科學精神在提高人的素質促進社會發展方面是極為重要的。

　　另外就是2008年6月，由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系列講座中，胡先生了作過一場“化學的功與過”的講座，這竟然是我第一次聽胡先生講化學。講座中胡先生說，自己研究的是高分子化學，現在滿街都是的塑料袋就與這相關，研究一輩子，到頭來才發現不知道給社會帶來的利弊是多少？！胡先生如此能夠反思自己的科研，令人深思也令人肅然起敬。

　　所以，如果可以稱《讀書周刊》創刊十余年是芳華歲月的話，那是胡先生相伴的十余年，他讓我們豐富、思考、成長，他讓我們忘不了。

　　2014年，調到出版社工作的我，轉身做了圖書編輯，因為出版劉華杰的《檀島花事》，而給胡亞東先生送書，與胡先生再次續緣。作為個人一直得到胡先生的幫助，我卻沒有回報胡先生萬一，一本胡先生的科學生涯口述史沒能等到出版，就遽然離去，就如同當年我們在辦公室時，胡先生拿著稿件悄然而至一樣。然而那時是驚喜，此時是終生的遺憾！

　　告別儀式沒有哀樂、沒有致辭，與胡先生偉大的人格、對中國科學事業以及科學文化推動的貢獻來說，實在有些簡單，但也許這正是胡先生自己所追求的，除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一切都不足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