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10/510624.shtm
?
用盧曉梅的話說，自己是“一只好奇心重的螞蟻”，喜歡讀書，喜歡行走，喜歡看長河落日和蒼茫大地。她走過、路過世界百多個城市，每到一處必到當地大學打卡，不畏辛苦，幾近偏執。
她從小生活在位于甘肅蘭州的西北師范大學家屬院，之后求學、任教，輾轉在復旦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京郵電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目前在南京工業大學柔性電子（未來技術）學院擔任教授。體驗和記錄大學仿佛成為了她生來的使命。
“觀察一座城市的風格，最直接的就是看大學。因為大學是城市的‘會客廳’，也是城市人文歷史和學術傳承的見證物。”盧曉梅說。
2015年在美國訪學，盧曉梅開始利用業余時間積累素材，陸續寫了上百萬字，濃縮其精華，出版了《大學大城》一書。全書共4篇，審視古今中外大學與城市的共榮共生、流變演進，冷靜研判利弊瓶頸，力圖解決教育發展的現實問題。
國外大學看“顏值”
走在國外的大學校園中，盧曉梅仿佛穿梭在一部大學與城市的發展史當中。這樣的感覺在書中進行了描摹。
“不同時代建造的校園，鐫刻著特定時期的痕跡。可以從建筑上大致判斷出大學的辦學史、培養人才的主要類型，甚至可以推斷出所在城市的產業結構特點。”盧曉梅說。
如果大學是用石材構筑的，有著高聳的教堂和鐘樓、精美的穹頂和雕塑，那么這美輪美奐的古典主義建筑背后，往往和宗教或者王權相關。
最經典莫過于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許多住宿學院依舊保持著傳統的中世紀僧院風格，置身其中仿佛在《哈利·波特》或《唐頓莊園》等影視劇的片場。
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在很大程度上也繼承了中世紀學院風格，讓大家吃住學聊在一起，以傳統而昂貴的博雅教育模式培養最頂尖人才。
如果建筑主體用磚塊建成，那么這所大學通常是工業革命之后，在主要工業城市建造的。英國把這一類創建于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學，定義為“紅磚大學”，包括伯明翰大學、謝菲爾德大學等。這些學校有很強的工程技術和應用學科背景，擅長分門別類地培養實用型人才。
玻璃大學則是二戰后設立的大學。多由混凝土加平板玻璃等新型材料構筑，建造快捷且節約成本，設計風格上更加豐富多變，可以借機表達新的理念主張，具有文化先鋒的含義。
這類大學包括了各種短期大學、師范學院、城市大學和社區學院，其培養目標是和城市化進程以及大學普及化相匹配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更強，以滿足大眾接受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要。
中國大學看設計風格
同樣的觀察轉換到中國大學，盧曉梅發現，“中國大學校園要從外觀上判斷其始建年代，關鍵看它的設計風格”。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她介紹了中國大學校園風貌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里程碑，此前中國大學建筑有統一的外形符號——古代殿堂式的屋頂。飛檐翹角是我國古建筑最具表現力的建筑符號。盧曉梅將這類大學稱為“飛檐大學”。主要有三類：洋務運動后由官辦或傳統書院改造的學校、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以及私人辦的學校。
第二階段，從1952年起到上世紀80年代初，特征是氣派的行政主樓和宏大的入口廣場，可以簡稱為“蘇式大學”。
上世紀50年代，全國大規模的院系調整結束，學院建制不復存在，中國高教體系按照專業重構，成立了一批行業性大學。按照行業屬性，這些大學緊密嵌入城市產業分工格局中，并在校內設立了大量的生產勞動單元。在計劃經濟和區域均衡發展的總基調下，大學與城市的距離拉近了，城市和城市的差異縮小了。
以蘇聯莫斯科大學主樓為模板的“斯大林式建筑”，好似巨大的生日蛋糕，追求氣勢磅礴、高聳雄偉，彰顯了革命激情與民族自豪感，這種建筑在中國的很多城市和大學進行了不同比例的復刻。
毛主席雕像、鑲邊式建筑組團，以及后來為了厲行節約發展出來的一字形預制板單元樓，按照同樣的設計圖紙，像火柴盒一樣排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大學中，承載著幾代人的熱血青春。
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2000年前后，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化發展的快車道。大學急劇擴招，新大學、新校區和新大學城不斷涌現。大學在城市外緣中不斷蔓延，成為城市化擴張的急先鋒。
歐美有一類“綠地大學”，恰好與這段時間的中國新建大學特征吻合。它們為超過半數的國民提供了獲得新知的場所，往往設在城市邊緣，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自由規劃、自由生長，并在經年累月中把鄉間點化成了城市。
盡管高校不斷提倡特色化辦學，但體現在建筑上反而少有特色。盧曉梅走過許多新校園發現，因土地審批和規劃地塊等因素，這些校園普遍采用了環線式、生態型、大尺度、學科群組團的設計風格，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校園形態。圈層和環線的中心多為湖泊、廣場、人工景觀等。圖書館等人流和信息流密集的公共建筑，逐漸代替行政主樓成為校園空間的重心。
由于信息比以往暢通，新學校往往會模仿那些口碑較好的大學校園，導致新建校園千篇一律。
融入城市煙火氣
1998年，盧曉梅在復旦大學求學。有一位女同學是上海黃浦區人，學校所在楊浦區五角場，被同學父母認為與鄉間無異，哀嘆“鄉下的野風把女兒的臉吹粗糙了”。五角場的城市化歷程體現了大學與城市的正和博弈，這一幕被她寫入書中。
2000年左右，復旦大學的圍墻全部被拆除，改成了鐵欄桿。“當時我們有點不適應，大學應該是高墻里的象牙塔，怎么突然透綠了？”盧曉梅回憶道。
“現在想來，復旦還是有先見之明。創新最重要的是包容和開放。包容性來自多樣性，學校里有不同學科門類、不同學術背景的人群，鼓勵異質文化競爭與合作，可以豐富創見。開放性可以通過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讓系統保持生機活力。”盧曉梅如是說。
在她看來，開放首先是校門要開放，物理上的交換。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講堂、劇場甚至實驗室都可以對市民開放，賦予城市輕盈、文雅的氣質。
盧曉梅做的是高分子材料研究，她用化工術語打了個比方。化工過程，首先要物質傳遞，在此前提下才會有動量傳遞和能量傳遞。
同理，“城市與大學的互動，要從接觸和了解做起，然后才會有化學反應”。盧曉梅認為，破除有形的大學圍墻和門禁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破除人們心靈世界的隔閡。
書中主打的一個觀點是，大學要“為城而址”“為城而事”“為城而治”。但事實上，大學與城市并非生來就相濡以沫、雙向奔赴。二者之間經歷了從對抗到歡迎的態度轉變。
因為隔閡的存在，中世紀的牛津大學師生和所在的牛津城還曾發生“市民與學人”“城鎮與學袍”之間的流血沖突。后來的大學逐漸在城市生長、扎根，從摩擦沖突走向了良好互動。很多城市因大學而興，甚至城市就是大學。
“大學必須要融入城市的煙火氣。”盧曉梅說，把大學過于神圣化，不順應世情并不是一件得意的事。
2016年，盧曉梅在謝菲爾德大學參加畢業典禮。女王派了裝扮華麗、頭戴假發、足后銀鉤的特使前來祝賀，整場畢業典禮就像是一場穿越時空的演出。“我在贊嘆一所高校注重品牌建設的同時，不禁思考英國高等教育的過往。”
正是保守主義深植，英國高等教育長期不愿意改變。18世紀啟蒙運動興起，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依舊堅持將學生培養成紳士的定位，漠視當時針對中下層的科學教育。這才給了德國大學“可乘之機”，隨著19世紀工業革命推進，德國吸取英國的教訓，為科學找到了棲息之地，最終成為了世界科學中心。而20世紀的美國集實用主義之大成，讓科學走出神龕，讓大學融入城市煙火，以“黃油和槍炮”為使命，服務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
如此反思耐人尋味。正如她自己的調侃，看這本書猶如“吃火鍋”。凡有關大學與城市的話題，讀者都能在書中尋覓到超乎尋常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