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認定“加壓”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2月12日，教育部科技司發布了首批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基地擬認定名單，依托清華大學等22個中央所屬高校的基地、首都師范大學等25個地方高校的基地，被認定為首批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基地。

　　《中國科學報》第一時間連線了教育部科技司，獲悉本次基地認定于2018年9月開始申報，以頂層設計、管理運行、轉化能力、特色示范為認定工作的指導標準。教育部科技司工作人員還透露：“沒有進入首批認定名單的高校，也有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做得不錯的，將來進一步凝練后有望形成可推廣的模式。”

　　基地認定將給高校的成果轉化工作帶來怎樣的影響？本報記者采訪了高校相關人士，聽取他們的看法。

　　政策激勵重在延續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工作。2015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進行了19年來的第一次修訂。隨后，教育部也迅速出臺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推動高校落實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相關事項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2018年5月，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基地認定暫行辦法》，擬在科技成果轉化取得一定成效的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中，認定一批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基地，將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從部署推向落實。

　　“獲得基地認定的高校實際上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告訴《中國科學報》，西南交通大學能夠成為基地認定的首批22所教育部部屬高校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西南交通大學在2016年出臺了一號文件《西南交通大學ZL管理規定》（簡稱“西南交大九條”）后開始的“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徐飛介紹說，“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將職務科技成果由國家所有改變為國家、個人共同所有，以產權激勵科研人員轉化科技成果的積極性。

　　如今，西南交通大學已有205項職務科技成果完成知識產權分割確權，注冊成立了24家高科技創業公司，知識產權評估作價入股總估值超過1.3億元，帶動社會投資近8億元。2018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推廣到全國八大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

　　華南農業大學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領域的探索始于20世紀90年代，學校率先設立了推廣研究員和推廣教授職稱系列，創新技術入股收益的分配制度。

　　在此基礎和經驗上，2015年，華南農業大學組建了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技術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先后制定實施《華南農業大學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華南農業大學科技成果技術入股改革實施方案（試行）》等，規定總收益的80%獎勵成果完成人，學校成果轉化收益部分不低于50%用于設立專項資金扶持從事基礎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員；成果完成人收益部分，預留不低于收益的30%作為科研再發展經費。

　　從2018年7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于科技人員取得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現金獎勵有關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的公告》，貫徹落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科技部2018年5月底發布的《關于科技人員取得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現金獎勵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以減輕科技人員的稅負，增強科技人員的獲得感；到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農業科研成果產權制度，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再到日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基地的認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利好持續釋放。

　　先行先試重在實踐

　　高校是創新的源頭，企業是創新的主體。由于多年的要素驅動，我國大部分企業既沒有研發能力，也沒有研發隊伍，創新驅動發展的任務同時落到高校與企業的肩頭。

　　1990年春天，華南農業大學在讀學生溫志芬向現任數學與信息學院院長劉財興提出請求：“我父親想在雞場引入計算機管理，能不能請您去具體談談？”溫志芬的父親溫北英是溫氏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溫氏股份）創始人，這次請求也讓華南農業大學與溫氏股份結下了不解之緣。1992年，溫氏股份提出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與華南農業大學動物科學學院開展全面技術合作。

　　華南農業大學科學技術處處長嚴會超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如今華南農業大學和溫氏股份實現了科技人員、企業、大學“三方共贏”，創立了一種新型的成果轉化模式——“溫氏模式”。2015年，華南農業大學被廣東省科技廳確定為“廣東省經營性領域技術入股改革試點單位”。

　　這些年來，江蘇大學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完善相關政策，來配套相關細則。江蘇大學副校長丁建寧告訴《中國科學報》：“通過先行先試，江蘇大學制定了ZL分割相關的管理辦法等政策，還組建了面向市場的成果轉化專職機構和隊伍，并將轉化收益的90%以上送給科研人員。”

　　據丁建寧介紹，江蘇大學原來就有知識產權運營中心，也是全國高校的一個典范。如今，江蘇大學把知識產權工作和技術轉移工作一體化運行，并開展市場化運作。

　　完善的技術轉移工作體系使得江蘇大學在成果轉化市場中取得一些成效。丁建寧以流體機械水泵為例，“我們在全國水泵行業是非常被認可的，知識產權、技術成果轉化影響都很大，還獲得了農機成果推廣行業的認可。”

　　2009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燕剛向《中國科學報》介紹，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既非教學單位，也不是傳統的科研機構，更不是校辦企業的全新部門，專門致力于前瞻性布局和引領新興產業技術，整合創新力量、推動技術集成和轉移。

　　在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牽頭下，如今，上海交通大學已出臺《完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落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實施意見（施行）》等8個政策文件，以及“1+3+6”的10個細則，讓政策法令落地成為實際可操作的指南。

　　劉燕剛希望依托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和相關政策，上海交通大學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可以實現12個字的目標：清清楚楚（看了文件后知道怎么辦）、干干凈凈（收入分配上該你的你才拿，而不是灰色收入）、堂堂正正（科技成果轉化能讓學院所有人受益）。

　　“科技成果轉化對高校而言，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任務，而是必須做并且必須做好的任務。”徐飛坦言，首批獲基地認定的高校肩負責任，是壓力更是動力，有望徹底解決科技成果轉化在部分高校中“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

　　西南交通大學通過3年的改革實踐發現，“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科技成果轉化的充分條件，如“天使前投資”“轉化人激勵”等，從而形成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我們希望盡快形成經驗，供國內其他高校借鑒。”徐飛說。

　　基地認定重在支持

　　“自成果轉化法修訂以來，國家各部委先后出臺近20個政策落實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但知識產權作為國有資產管理，在高校實際運行過程中還存在部分‘腸梗阻’的地方，而且轉化所涉及的部門職能交叉嚴重。”東北大學科技成果轉化辦公室主任劉海波表達了顧慮。

　　他提出，當前高校在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科技類無形資產的國資管理還沒有明確程序，尤其在股權管理與退出機制上更為模糊；二是科技成果與國資的行政管理意識濃厚，缺失科技成果市場營銷模式；三是科技成果轉化在高校中的定位應是服務社會和促進學科建設，而不能簡單認為是技術買賣或產業運營。

　　山東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王立民表示：“成果轉化的難點很多，配套的政策執行起來還有不完善的地方，雖然基地是教育部認定的，但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牽扯的部門很多，其他部委是否也能給予相關的支持呢？”

　　科技成果轉化涉及到教育部、科技部、國家知識產權局、財政部、國資委、稅務總局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協同，共同推進，才能徹底解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難的問題。徐飛認為，如果教育部在基地認定的基礎上，與科技部、財政部等部門聯動，共同出臺扶持政策，為基地的建設提供實質性的支持，會更好地發揮基地的示范引領作用。

　　“基地認定后還有沒有配套的政策，比如讓我們從事技術轉移工作的人有一個被認可的身份呢？”身為教授的劉燕剛希望基地認定能為更多技術轉移工作者打開一條晉升通道。

　　對此，徐飛建議，首先在高校內部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工程師職稱序列，分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和工程師三級。針對科技成果轉化人員制定專門的職稱評定標準，不以論文、學歷、獎項、承擔課題數為標準，而是以中試成果數量、轉化成果數量、孵化企業數量及企業銷售收入、利潤等轉化效果作為評審指標。吸引優秀的復合人才從事科技成果轉化事業，從而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機構服務能力。

　　“加大對專業化人才的培養，不僅做‘信息二傳手’，更要做‘增值運營商’。”大連理工大學知識產權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郝濤希望基地認定有助于高校跨越科技成果轉化過程的“死亡之谷”。

　　東南大學科研院副院長郝勇生同樣希望基地的認定可以挖掘高校高價值ZL和成果，進行重點培育和增值推廣，實施價值增值工程。他說：“該部分工作可以分為兩個步驟，一是源頭高價值ZL的引導培育，學校給予重點支持；二是針對高價值ZL和成果，按照項目進行工程化開發和市場開發，對于價值增值部分按照一定比例由參加各方進行分配。”

　　“目前在高校推進成果轉化的過程中，社會金融資本對高校科技成果的關注和投入不足是最大的難題。” 郝濤建議，“政產學研金介用”深度協同，按照市場化運作模式引入金融資本，遴選具有市場前景的科研成果予以持續支持，縮短其商品化和產業化的周期。

　　徐飛對此也非常認同，“科技成果轉化成功與否，取決于高校向產業界轉移了多少可以創造社會財富的技術，或者通過產學研結合孵化了多少成功的高科技企業，這兩種成功都離不開高校與產業界、投資界的緊密結合。”他認為，基地認定必然會加速高校與產業界的結合，從而產生科技推動經濟發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