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經》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這個哲學命題，或可隱喻大學通識教育的天覆地載和千姿百態，亦可概述大學通識教育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三”為何能生出“萬物”？其根本原因是“道生一”。道生一，道也就是一。《荀子·儒效篇》曰：“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由此可見，“一”既是量詞又是動詞，可釋為“歸一”或“統一”。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課程體系和課堂模式，但歸于一，則是立德樹人。“一”就是道，是根本，是本體論和價值論。大學通識教育必須堅持“人才培養為本、本科教育是根”，堅持以“成人”教育統領“成才”教育。以“人”為第一關鍵詞的大學通識教育，是實現“立德樹人”根本目標的必由之路。
“道”的原初釋義為“導”：道者，導也。大學通識教育以跨學科經典導讀為要義，是心靈導引、人格導引和人生導引。“導”有三義：導體、導游、導演。通識教育的中外經典導讀，可稱之為“導體”，既是對人類文明之精華的傳導，也是對經典閱讀之路徑和方法的引導。通識教育有大班授課與小班研討兩種課堂模式：大班授課時，教師是“導游”，帶領同學們“游于藝”，游于從“前軸心”到“后現代”的人類文明之巨川；小班研討時，教師（還有研究生助教）則是“導演”，從話題到方式，從文獻到臺詞，導演們殫精竭慮，運籌帷幄，參古定法，望今制奇。“道”還有“返”的意思，也就是老子說的“反（返）者道之動”。經典導讀類通識課尤須強調“三返”：返回文本現場，返回歷史現場，返回生活現場。“文本現場”和“歷史現場”之“返”，其實就是孟子所說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而“生活現場”之“返”則是強調經典導讀與莘莘學子的青春、生命、精神、人格息息相關。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既講“天行一道”，也講“兼和兩端”。大學通識教育在堅持“立德樹人”價值觀的前提下，要以“兼和兩端”的方法論打通種種壁壘和偏執，實現通識課堂、通識管理和通識文化的“四通”—— 一通古今，二通中外，三通文理，四通知行。“四通”所達所至，是為時間、空間、知識形態和人類行為等不同層面的“兩端”。而就更高的層級論，大學教育的“一生二”表現為人文與自然的相融相合。中國古代的學校有多種別稱，如辟雍、黌門、泮宮、杏壇等，這些命名以兼和自然與人文的方式，標舉學校教育的功能及特質。自然與人文兼和圓融的大學校園，以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博雅淳重的人文底蘊，為大學通識教育的“三生萬物”奠定了“一生二，二生三”之根基。
大學通識教育的“三生萬物”根源于“一”“二”而繁盛于“三”：“一”是價值觀，“二”是方法論，“三”則是體系化、多樣性和影響力。大學通識教育作為一個自洽的體系，既有前面所提及的“通識課堂、通識管理和通識文化”的三位一體，更有通識課程之中“人文精神、科學精神和中國精神”的三位一體。對于大學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的思想內涵或核心元素而言，人文精神是“仁”，科學精神是“智”，中國精神是“魂”，故人文之“仁”和科學之“智”最終須鑄為中國之“魂”。大學通識教育的課程設計，總體目標是“成人、知天、鑄魂”，分而論之則須以“成人”為宗旨構建跨學科課程體系，以“知天”為追求融通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以“鑄魂”為核心將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融合落實于培養有使命感、有情懷和擔當的中國人，落實于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如果說大學通識教育“三生萬物”的體系化凝聚為“人文精神、科學精神和中國精神”的三位一體，那么“三生萬物”的多樣性和影響力則是因校而異。以筆者所供職的武漢大學為例，通識教育“三生萬物”的多樣性可表述為“三大導引”“大班三型”和“小班三式”，影響力則表現為“三層推進”“三方受益”和“三維拓展”。
武漢大學通識教育已有30多年歷史。從2018年開始，武漢大學從300多門通識課程之中提煉出《人文社科經典導引》《自然科學經典導引》和《中國精神導引》三門基礎通識必修課，是為“三大導引”。三大導引實施1：1的“大班授課+小班研討”，大班授課模式有“人生成長”“文化分合”“中西比較”三型，小班研討模式則有“學術辯論”“藝術呈現”“校外體驗”三式。武漢大學的通識教育在通識文化、通識課堂和通識管理三個層面立體推進，從而使本科學生、研究生助教和授課老師三方受益：無論是人格養成、能力提升，還是通專相融、教學相長，“三方”均不同程度地受益于通識教育；延至校外，則在線上、線下和線上線下之混合三大維度全方位拓展，在海內外產生較大影響。
《禮記·大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賡續傳統，別開新局，創造性重釋并轉換古典“大學”文化的“三綱領”，牢記“大學”的初心、本義和真諦，永葆大學通識教育“三生萬物”的藹藹春景和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