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千里馬”競相奔騰

　　什么是新型研發機構？對大多數人來說，恐怕還不是很清楚。但它的蓬勃生命力已不容忽視。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通報，對國務院第八次大督查發現的48項典型經驗做法給予表揚，其中北京有3項典型經驗做法入選，建立完善“五新”機制高標準建設新型研發機構，就是其中之一。

　　被國務院點名表揚的“新型研發機構”，到底新在哪里？是怎樣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的？有何示范意義？記者走訪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幾家新型研發機構。

　　1 讓科學家享受科研樂趣

　　2021年9月29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常凱等在《科學》雜志上發文報道對單層三氯化鉻材料的最新研究進展。這意味著，我國學者在量子芯片材料研究方面又率先有了新突破。

　　2019年，在被譽為“諾獎搖籃”的德國馬普研究所做完博士后研究后，常凱抱著為祖國量子科學研究作一番貢獻的雄心，來到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組建低維量子材料團隊。

　　近年來，北京把新型研發機構建設作為加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的平臺和抓手，相繼布局和培育了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簡稱“量子院”）、北京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簡稱“腦科學中心”）、北京干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院（簡稱“干細胞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國際化的新型研發機構，在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做出有益探索。

　　量子科技是當今物理科研的前沿和熱點，在世界范圍內發展日新月異。“在這個領域做研究，天天都在想如何與國際同行爭奪科研制高點。”常凱說，“好在量子院有穩定的經費支持、寬松的學術氛圍，而且行政效率非常高。在這里工作，真正讓做科研成為一種享受和樂趣。”

　　成立于2017年12月的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是由北京市政府聯合中科院、北大、清華等多家頂尖學術單位共同建設的新型研發機構。“量子院把傳統科研機構的優勢與新型研發機構的優勢相結合，打造了一個產學研全鏈條暢通的科研平臺。”量子院技術與產業開發中心兼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魯巍說。

　　“我們著力打造一個環境，就是讓科學家心無旁騖做科研。”量子院院長助理張碩介紹，量子院等新型研發機構在體制機制創新上，進行了一些突破性探索，概括起來講就是“三無三有”，“三無”即無機構規格、無人員編制、無按“人頭”分配的經費預算，“三有”是指對科研方向確立、科研團隊組建、科研經費使用有自主權，同時積極探索財政經費負面清單。她說：“在此基礎上，量子院探索打破研究單位之間、研究與產業之間、學科之間的‘高墻’，希望實現科研高地、人才高地、體制機制高地三位一體，從而激發最大的生產力。”

　　2 為闖“無人區”者保駕護航

　　“腦科學中心有很好的機制和氛圍，支持科學家自由闖入‘無人區’，做很有意思的科研，這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腦科學中心資深研究員馬繼延說。

　　2021年6月，在海外工作生活24年的馬繼延，全職回國，來到腦科學中心，全心投入對蛋白質錯誤折疊與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研究。

　　“老年癡呆和帕金森病在老年群體中多有發生，日益老齡化的社會迫切需要我們對此進行深入研究。”馬繼延表示，“我們的目標是盡快開發出有效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手段。”

　　腦科學中心行政副主任張澤工介紹，北京的新型研發機構，生動體現了“放管服”改革的持續深化，在機制創新上體現出“五新”：實行新的運行體制、新的財政支持政策、新的績效評價機制、新的知識產權激勵、新的固定資產管理方式。

　　“新型研發機構提倡的是以科學家為中心，是‘科研特區’，是對傳統的有益補充。”張澤工強調，“腦科學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出發點是科學探索，怎么有利于科研，就怎么去做。”

　　“腦科學中心建設了完善的技術輔助體系。”腦科學中心載體工程中心主任趙非介紹，“比如我們團隊以病毒作為載體工具，把目的基因送到實驗動物的特定細胞中去，從而開展對神經機制或疾病機理的研究。像我們這樣的輔助平臺在腦中心已經有10個。”

　　為什么不依托市場或者實驗室自己完成相關工作呢？趙非說：“首先可以避免設施和人員的重復設置，我們統一提供的服務更便宜、更快捷。更重要的是，各部門之間可以就特殊需求隨時溝通討論，多學科交叉的氛圍更能激發科研靈感。”

　　曾在傳統科研機構工作多年的趙非說：“新型研發機構除了在科研方面給予寬松環境外，還讓科研人員擺脫科研經費這道‘緊箍咒’，既不用每年絞盡腦汁去申請經費，也不用小心翼翼算計如何按計劃花錢。”

　　“科研是一個不斷試錯、不斷嘗試的過程。”張澤工說，腦科學中心致力于構建一個開放創新的人才生態，為科學家松綁解壓，不負春天所賜，不誤春天所期，力爭在腦科學與類腦科學研究領域實現前沿技術突破。

　　3 激發并凝聚科學家精神

　　干細胞研究院雙聘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王金勇原本在廣東省廣州市擁有優渥的工作生活條件。但他心底一直有一個聲音：“我國在細胞治療領域的底層核心技術上非常缺乏，導致進口藥物總是報出天價，突破西方‘卡脖子’技術，讓老百姓能用上我國自主研發的細胞藥物，是我們這一代科學家的使命。”

　　“細胞治療是國際前沿科技，需要具備一定軟硬件平臺條件才能實現。”經過多方考察，王金勇認為，干細胞研究院是一個能讓自己和團隊更快更好地實現科研目標的地方。

　　使命召喚，一切困難都不是問題。2021年7月，主動降薪，放棄百萬元級個人現金獎勵，王金勇舉家搬遷，從廣州來到北京，組建血液與免疫細胞再生技術平臺。

　　“我很喜歡干細胞研究院的氛圍，科學家精神特別濃，大家都有科技報國的情懷，團結協作、不計較個人利益和得失。”王金勇說得懇切，“在這里，我獲得了認同感、找到了歸屬感。”

　　“與傳統科研院所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打造了一支專業化、全鏈條的人才支持體系。”干細胞研究院院長助理林宇介紹，在干細胞研究院，除了有一流的硬件配套設施外，還有常駐企業家、知識產權團隊、轉化孵育團隊等完善的科研支撐力量。

　　被定性為新型研發機構，干細胞研究院營造了一個不問出身、不問年齡、同臺競技、激發創新的科研環境。2021年6月，干細胞研究院首屆“致一研究員”評審結果揭曉。作為5名入選者之一的彭耀進，并不是一名傳統意義上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主要從事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知識產權與標準的研究。

　　身為研究院商務法務平臺主任、倫理中心主任，彭耀進帶領團隊圍繞生命科技領域倫理、法律及社會等問題，深度融入前沿生物醫學團隊，作出跨領域、多學科交叉前瞻研判，不僅填補了研究院的空白，也推動了國內該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我們主要是研究生命科學領域的創新制度，通過制度創新、立法，保駕護航技術進步。”彭耀進介紹，在工作中他還發現，很多科研人員在論文發表前甚至發表后才想起來申請ZL，這就導致ZL保護范圍很小或者沒有得到保護等情況的出現。

　　“我們采用嵌入式研究模式，在科學家得到數據時就介入進去，告訴他們哪些可以申請ZL，并進行全球ZL布局。”彭耀進說，ZL價值得到完整保護，這也讓科學家和轉化企業的權益得到切實保障。

　　“新型研發機構集科研、教育、產業、資本于一體，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創新，開展先行先試，成功激發和凝聚科學家精神，讓‘千里馬’競相奔騰，為北京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持續提供著澎湃動能。”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柳學智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