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亮：喚醒青年學者的使命意識

　　從學術史的譜系來講，學者天命的討論在古今中西都不是個新鮮的話題。比如西方學者費希特曾著《論學者的使命》，認為學者應該“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并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學者自身的“生命”和“命運都微不足道”，學者“是真理的獻身者”，“為它服務”，“必須為它承做一切，敢說敢做，忍受痛苦”。在中國，則有宋代理學宗師張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此成為世代學人的警句。

　　既然，學者的天命這一命題本身在當今的學者面前已經十分明顯，那么，繼續地耗費紙張去追問學者的天命是什么，其實不過是無意識地將問題遮蔽了。現在緊要的問題是如何喚醒青年學者的使命？這當是學術界的首要任務。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拋棄中國學術“悲觀主義”的情懷，客觀地檢視學者使命缺失的原因。大哲學家黑格爾如下論斷具有較深的啟示意義，他說：“時代的艱苦使人對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曾經大大地占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種艱苦環境所束縛，并且部分地被犧牲在里面。”其實，這里“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就是學者應該去努力探尋的“真理”，一種為知而知的天命。但是“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卻讓學者淡忘了這些。這就是關鍵。那么，今天哪些利益干擾了正常的學術，致使學者的自我墮落呢？

　　今天，學者的形成是由固有的體制塑造出來的。從一個在高校里從事學習的人轉為一個高校或科研機構的“研究者”，其實最大的轉換是“學生”到“學者”的轉換，這是一種職業的轉換。這樣的“研究者”在向神圣的“學者”邁進的時候，當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謀生與職業規劃的雙重壓制。

　　客觀地講，喚醒學者的“使命”應該有外部的環境與內在的學者自我意識。對于后者，正如前述學界討論較多，而前者則較少涉及。既然我們已經粗淺地認識到外部環境對于當前學者使命的缺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那么，則應該積極地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解決。這里不揣淺見，拋出幾條，就教于方家。

　　首先，正常的選拔用人機制。這一代的學人應該有續接中國學術傳統的使命感，以此培養新一代的學者。今天的用人機制中，“唯出身論”與“唯關系論”盛行。“唯出身論”表現在當今的高校教師招聘中，以是否本碩博均為“211”、“985”以上的院校為標準。“唯關系論”則表現于完全靠人脈選拔與儲備人才。前者雖能保證師出名門，但優秀的學者儲備人才往往并非循規蹈矩地按照教育體制謀劃人生。后者，則本身就玷污了學者的本色。

　　其次，良好的學者培養機制。在一個科研院所中，青年學者的生存境遇與發展空間往往是存在困難的。如何能夠在青年學者的發展空間上大做文章，鼓勵青年學者的同時，能夠給青年學者以更多的機會，這是至關重要的。老學者能夠以一種擔當意識，肩負起為民族培養后學的歷史使命感，推動青年學者的培養工程。

　　再次，健康的學術氛圍營造。在中國有一個“述而不作”的傳統，在今天則完全相反，有的老學者以此來訓誡青年學人，告誡其要好好讀書，不要寫文章，而自己卻把持著國內的重要刊物，只要活著就一直寫下去。這種學術環境存在著嚴重問題。而這些又直接引起了國內諸多起學術造假事件。學術界的腐化已經致命地打擊了青年學者對于學術的“敬畏之心”。

　　最后，解決學者的生存困境。當然，中老年學者在目前的時代應該說都解決了生存的困境。但從當前青年學者的生存狀況來看，住房、成家等常規生活之事他們已無力解決。所謂學者“使命”完全靠一種“清教徒”似的說教表述為“甘愿寂寞”，“坐得冷板凳”可能只是一種“浪漫主義”罷了。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青年學者的生存困境，使其踏上“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做一切，敢說敢做”的“為學”道路，將是迫切的現實課題。

　　按照費希特的說法，學者的本分“就是把這個時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擔當起來：從我的工作中產生出來各代人的道路，產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中國能否產生出這樣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應該在關注學者內在的自我天命意識之外，還要重視能夠激發學者使命意識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