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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寧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
趙玉龍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學精密微納制造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執行主任
編者按
這兩天，2024年全國兩會在京正式拉開帷幕，一些關乎高等教育長遠發展和底層邏輯的熱點話題也再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這些問題，與會的代表委員們有哪些真知灼見？為此，《中國科學報》大學版在兩會期間推出“兩會高教問答”特別報道，以分享代表委員們對于相關問題的意見和建議，以及他們在日常工作中的所思所想。
■本報記者 陳彬
優秀人才是不可能在封閉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同有些學校“小院高墻”式地搞一個“小班”，寄希望通過配置優質資源培養出創新人才的做法，這是不切實際的。
今年年初，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與全國高校信息資料研究會基于對339所中國頭部高校2023年工作動態的大數據分析，發布了2023年中國大學改革十大主題詞，“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位列其中。
近年來，以“拔尖計劃”“強基計劃”等為代表，我國針對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持續發力，各高校紛紛進行探索，從小班教學到交叉學科、從產教融合到大師引領……
然而改革至今，各校從探索效果上看卻參差不齊。究其原因，很多高校并沒有找到影響拔尖創新人才成長的關鍵性因素，以至于其培養體系出現了功利化、斷層化、碎片化等一系列問題。
那么，在正在參加2024年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眼中，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關鍵性因素”是什么？全國政協委員、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施大寧和全國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學精密微納制造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執行主任趙玉龍分享了他們的看法。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定義拔尖創新人才？您認為此類人才最突出的特點是什么？
施大寧：拔尖創新人才作為一個大的概念，有著不同類型。如基礎研究的拔尖創新人才，或面向國家重大戰略的“總師型”人才等。但無論什么樣的人才，總有一些共性特點。
拔尖創新人才首先要具備非常強的高階思維能力，如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想象力等，包括對自然和事物的好奇心。在這點上，國內外很多大學都已經形成培養高階思維能力的通識課程教育體系。
其次，拔尖創新人才無疑需要在自身專業領域內具備極強的專業能力，其核心在于能否做出前人未能做出的成果，畢竟在相關產業鏈以及社會發展過程中，每個關口都有很多待解問題。除此之外，此類人才還要有強烈的奉獻精神。
所以，在南航以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主要目標的長空學院，我們提出了此類人才的四種素質，即智商、情商、魂商、逆商。這其中，前兩者不必多做解釋。“魂商”是指人才的價值取向；“逆商”則是指人才在面對困境時的韌性和堅持。能夠具備這四種素質，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拔尖創新人才。
趙玉龍：在我看來，所謂拔尖創新人才并無統一定義。不同類型、不同群體的人才均可具有創新型人才的某些特點。不過作為高校教師，我比較看重的是此類人才有沒有主動學習的能力，即學習的主觀能動性。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各高校也在通過各種方式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鍛煉學生的創新思維。不管學校的措施如何完善，最終一定要通過學生的自我成長才能產生效果。這一點在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上表現得尤為顯著，而學生的自我成長便離不開自身學習的內驅力。這也是為什么高考分數相差不多的一批學生進入高校，有人最終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有人卻泯然眾人的根本原因。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國內高校圍繞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進行了很多探索。您覺得在這方面，高校最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什么？
施大寧：高校從事拔尖創新人才的教學，需要注意以下三個關鍵性要素。
一是培養方式的創新，其核心要義是深入探索研究型教學，而非傳統的滿堂灌式教學。雖然研究型教學也有不同種類，但不管何種類型，都需要結合項目，以項目為牽引，面向社會、行業領域內的重大問題需求，引導學生進行創新性學習。
二是目前大家談論較多的貫通式培養機制。優秀人才的培養應該是一體化的，但如何為他們設計適合的發展路徑，這是高校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是要有開放性的培養生態，優秀人才是不可能在封閉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同有些學校“小院高墻”式地搞一個“小班”，寄希望通過配置優質資源培養出創新人才的做法，這是不切實際的。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培養生態一定要包括國際化。沒有國際化的競爭，不站在國際層面看待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這是自欺欺人，國際化的人才培養無論何時都應該被提倡。
趙玉龍：我覺得重點在于一種環境和氛圍的營造。
現階段，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套相對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不同類型和層次的高校形態已基本齊全。在創新人才培養的問題上，高校的類型、層次不同，針對的學生群體不同，應該采取的政策與措施也不應相同。但無論采取何種政策，都離不開一個鼓勵創新的“軟環境”。
這種環境可以是學校的整體環境，也可以是一個學院、班級乃至一間宿舍的“微環境”，但無論“規模”如何，其核心依然要側重對于學生學習能動性的培養，要引導學生在主動學習的同時樂于學習。
需要注意的是，拔尖創新人才并非僅指在校學生。事實上，高校中大量的青年教師以及科研人員同樣應屬于此范疇。對于這些人才的培養，高校同樣需要通過在職稱、薪酬等政策上的調整，為其創造一個好的工作氛圍，并激發其科研的內驅力。
《中國科學報》：在拔尖人才培養的問題上，有關部門在政策層面還需要做哪些調整和傾斜？
施大寧：近些年，我國針對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已經制定了很多政策。當下我們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將這些政策細化并落實。在這方面，我認為首先要深化評價體制改革，在現有基礎上增加對人才培養的評價。這項改革看似容易，實則并非易事。
同時，高校還應獲得更多的辦學自主權，特別是在專業結構調整、招生等領域。現有的某些招生政策依然缺乏靈活性，高校動態調整專業布局的空間也有待擴展。
此外，我認為還要鼓勵國內高校和科研部門的國際化。具體而言，便是立足國際標準，加大師資的培養和引進力度。目前內地高校師資的國際化程度與世界水平尚有差距，即便和新加坡、日本等亞洲國家以及我國香港地區相比，我們也依然存在差距。對此，國家應制定一些標準，鼓勵學校加大師資隊伍的引進力度。
趙玉龍：拔尖創新人才是一個大概念，涉及的人群也相對廣泛，不管是高校、科研院所還是企業，都有著一批很好的苗子。但現階段，我們在選拔拔尖創新人才時，往往會將焦點放在高校范圍內。相比之下，在科研院所特別是企業等機構上投入的精力相對不足，這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此外，雖然我國提出“破五唯”已經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在拔尖創新人才的評價上，依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比如，在評比和選拔工作中存在一些 “打招呼”現象，同時也會滲透某些“圈子”文化。這些現象無疑會影響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公平性，需要我們在政策層面加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