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火藥味”，多了“世故味”!學位論文“答而不辯”正常嗎

　　學位論文答辯過程往往被認為是你來我往、劍拔弩張的“師生過招”，但現實上演的則常常是奉行“沉默是金”、避免“禍從口出”的“答而不辯”。其背后不僅關乎學生的學術能力、科學精神，更受到科學文化，乃至“圈子文化”的深層次影響。而且，這一情形還延伸到了許多學術討論場合。

　　今年的高校畢業季，有一個詞登上網絡熱搜——“答而不辯”。不少研究生甚至將“答而不辯，瘋狂道歉”奉為箴言，且言之鑿鑿：

　　“自己的水平決定了只能‘夾起尾巴做人’。”

　　“你以為答辯是看你有多能耐？你若敢辯，明年再見。”

　　“答辯本身就是個技巧，是答是辯要看你導師的‘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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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學位授予的條件之一，畢業論文答辯是對學生專業領域基礎理論掌握及從事科研工作能力的一項考察。答辯的過程往往被認為是你來我往、劍拔弩張、激烈問答的“過招”。然而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多位專家直言，想讓當下高校畢業答辯現場上演師生交鋒“可能有點理想”。

　　“一個比較普遍的觀點是，畢業答辯是獲取學位必走的一個流程，大概率是要過的。答辯委員的職責，更多的是幫助學生更符合規范和要求地通過，而不是在學術上為難學生。”湖南大學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院長文雙春對《中國科學報》說，作為答辯委員，如果眼里容不下沙子，過于較真，很可能被同行“敬而遠之”。

　　少了“火藥味”、多了“世故味”的畢業答辯正常嗎？“答而不辯”是何原因？

　　“和風細雨”的答辯現場

　　每年，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彭真明都會參加多場畢業論文答辯。近20年來，他參加的碩士生、博士生畢業答辯總計不下500場。

　　“就像是流水線，辯的場面很少。”這是他的切身感受。

　　彭真明告訴《中國科學報》，在碩士答辯中，一般一個半天（如上午9至12時三小時內）就要完成6~7名碩士畢業生的答辯。每個學生的答辯時間平均只有半小時，其中一半時間做匯報，一半時間回答老師的提問。“由于答辯組成員方向有差異，有些問題僅是論文結構、撰寫格式及規范性方面的建議，不需要回答。這樣一來，有針對性的學術討論時間所剩無幾。”他說。

　　博士生答辯的時間相對比較充裕，每個學生約2小時，匯報35~45分鐘，因此提問環節的問題比較多，會有一些討論，場面也會相對活躍，但“學生與答辯組真刀真槍的辯論仍然較少”。彭真明說。

　　一年前，教育部課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湉祎剛剛從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畢業。論文答辯時的場景、內心的緊張與興奮至今仍記憶猶新。當時，她覺得自己的研究較為扎實，有亮點，因此也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所得。

　　答辯場上，老師們在提問中雖未針鋒相對，卻也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問題與不足。對此，她都一一回應，但始終沒有“辯”起來。“總感覺‘辯’蘊含著對立。”劉湉祎告訴《中國科學報》，自己是典型的中國學生，比較中庸，不會直接反對老師。

　　某“雙一流”高校博士李浩然也曾在“辯”與“不辯”的問題上糾結不已。他曾設想能否在答辯場上就領域內一些瓶頸問題進行交流，包括直接討論論文中存在的不足。在他看來，通過多年研究，一名合格的博士生一定已有所認識和發現，足以與本領域資深專家展開辯論。

　　然而，他的畢業答辯仍相對平靜，沒有遇到有辯論需求的棘手問題。為穩妥起見，他也未就一些關鍵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經歷了三個月前的預答辯、論文匿名審查后，答辯有一種只是‘完成一項任務’的感覺。”李浩然說。

　　對此，國內某高校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亮（化名）向《中國科學報》表示，國內學位論文“答而不辯”的現象并非近些年才出現。近20年前，他在演練自己的博士論文答辯時，也曾設想了很多評委可能會問到的尖銳問題，但在實際答辯時，這些問題并沒有出現。

　　他當上評委后，所經歷的學位論文答辯也大多“和風細雨”。

　　“不辯”之故

　　研究生緣何“答而不辯”？受訪時，多位研究生和博士生表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不敢辯，擔心一旦辯駁，會被答辯老師認為認錯態度不端正，影響答辯通過；不會辯，無法嚴謹、有邏輯地把問題說清楚，或缺乏爭辯的口才；不愿辯，未來的工作不涉及學術研究，走完過場就行。

　　在多位學者眼中，這些理由都有些牽強。

　　文雙春便直言：“學生有這些理由，說明他們沒有認識到學位論文答辯的目的和意義，答辯不是為難學生或者不讓其畢業，而是讓他們接受更好的學術洗禮。”

　　在他看來，這種現象與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問題脫不開鉤，學生學術能力不夠、科學精神不足。“真理越辯越明，很多學生的論文本身經不起辯論。”他說。

　　2021年，我國學位授予制度迎來40年來最重要的一次變化，學位條例上升為學位法（現為征求意見稿）。其中，對碩士研究生的能力要求是掌握本門學科或專業領域堅實的基礎理論和系統的專門知識，并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還需具備在科學研究方面做出創新性成果的能力。

　　文雙春認為，這意味著研究生需要有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目前很多研究生追求的目標只是要有一篇以自己為第一作者的論文，但又不愿潛下心獨立完成發表論文必需的每個環節。例如，不少研究生論文的選題是導師給的，自己并不清楚、也不愿意花時間理解選題的目的和意義，導致論文一開始就經不住辯；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學生只有數據，不知道用這些數據論證什么以及如何論證。此時，老師可能又起到幫助作用，最終導致學生不得不“答而不辯”。

　　“很多畢業論文像實驗報告或醫院檢查報告，有圖、數據，也有結論，但其中用的都是描述性語言，缺乏分析、論證和推理。這種‘論文不論’是‘答而不辯’的深層次原因。”文雙春補充說。

　　多位學者也表示，一些學生之所以不敢辯，誠然緣于其對基礎理論沒有自信、心里發虛，但也與他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不無關系。

　　從大環境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表示，中國人歷來不愛公開表達自己的思想，“答而不辯”大約也與這種性格分不開。“當下，各大高校強調教學中的互動環節，這一點施行起來常常讓教授們很頭疼。”他說，“因為學生們不吭氣、沒問題、沒觀點，搞‘沉默是金’。”

　　在劉永謀看來，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復雜。比如，中國人從小就被告誡禍從口出，缺少演講方面的訓練和機會，信奉“悶聲發大財”、當面爭論“傷面子”等。為此，整個中國教育都應該加強對學生演講口才的訓練。

　　從小環境看，多位受訪者表示，“答而不辯”更受到科學文化，乃至所謂“圈子文化”的深層影響，這種情形也延伸到了許多學術討論場合。

　　在澳大利亞某高校華人教授王長智（化名）的印象中，多數中國學生在進行學術討論時沒有表現出年輕人應有的鋒芒。

　　“華人社會是人情社會，主張和和氣氣，反映到學術上，就缺少了辯論氛圍。”他說，但學術辯論不是人身攻擊，也不是面子問題。學術上的問題對錯分明，要有基本的判斷標準，這與年齡或資歷都沒有關系，正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

　　然而在現實中，學術水平、個人資歷和個人偏見等制約因素卻是答辯路上的一道道無形枷鎖。

　　劉湉祎坦承，文科的主觀性強，不同觀點間的碰撞是文科答辯的應有之義。但在現實中，這種碰撞對學生、導師和答辯組成員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戰。

　　“假如師生間有截然相反的觀點，老師不應從根本立場上加以否定，而要看學生能否成功地論證、自圓其說。老師或許有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在某個具體研究問題上不一定比學生強。學生要尊重老師，老師也要平等地看待學生。”她向記者描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境界。

　　除學生外，隱形枷鎖也是導致很多答辯評委“不敢較真”的原因。

　　幾年前，文雙春認識的一位專家主持某學院幾位碩士生論文答辯時，沒有讓該院院長的一位研究生通過答辯，因為他發現該生的論文存在學術不端。

　　隨后，該院長要求“更改結果”，但這位專家卻回復稱，對學生“不放水”是促其進步的手段，同時也有助于保護導師免受“定時炸彈”的威脅。同時，必須維護學術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經答辯委員會認真討論、集體表決通過的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更改。

　　事后，文雙春回憶，這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專家被孤立了。他再也沒有出現在該院的任何研究生答辯場合，且其“偏激”之名遠播于兄弟院校。盡管他的學術做得非常出色，但“學帽”“官位”一樣都沒評上，凡是有專家酬金的任何學術勞動機會也都沒他的份兒。

　　分化的答案

　　既然文化血液中潛藏著“沉默”基因，在畢業答辯場上，研究生究竟是辯還是不辯？在此次采訪中，答案是分化的。

　　作為“答且有辯”的支持者，李亮向《中國科學報》回憶起自己做答辯評委時，兩次被學生“懟”的經歷。

　　一次，某碩士生在論文中用了質性研究法，對此不太熟悉的他針對其中內容發問。該生很自信地回答，論文寫作符合質性研究的規范。他對其表示感謝，認為這使他認識到既往的偏差。另一次，某博士生在答辯時表示，經過認真考慮，他決定不采納李亮在預答辯時給出的建議，并且陳述了原因。盡管李亮依然認為自己的建議更加合理，但答辯人的回答也能邏輯自洽，他并沒有堅持。最終，該論文被評為優秀論文。

　　“畢業答辯如果能有交鋒會更加精彩一些，更能體現教學相長。”李亮說。但他同時表示，真正意義上的師生學術辯論可能有點理想，畢竟評委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學生若想辯，也需要相當的勇氣與水平。

　　“學術問題就應該單刀直入。但這并不妨礙大家互相尊重，學術討論是對事不對人。所謂‘臺上無大小，臺下有規矩’。”王長智認為。

　　然而，在當前的教育目標下，也有專家認為學生不辯“也很正常”。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喻海良便直言：“研究生答辯主要是為了幫助學生把論文中存在的問題改正過來，老師指出問題是為了幫助學生提高，而不是為難學生，這種情況下不用辯。”

　　今年，喻海良擔任答辯委員的兩名學生被延期，其中一人因實驗結果存在錯誤而未過審，另一人則是工作量遠遠不夠。“這些情況下，學生沒有什么好狡辯的。”他說，“但如果老師對論文的某些地方理解錯誤，學生肯定要據實以對。”

　　劉永謀也表示，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答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儀式的性質，而不是一個“生殺予奪”的環節。這一點在國外也很常見。走到最后答辯這一步，表演的味道很濃，培養學術共同體意識和傳承學術神圣意識等儀式方面的目的更加彰顯一些。

　　劉永謀曾在歐洲參加博士生的學位論文答辯會。答辯會上，師生都穿著傳統的中世紀樣式服裝，老師還戴著假發，答辯過程中有很多類似教會活動的華麗儀式，答辯結束后，還按照傳統舉辦了招待會。對比之下，他深感國內畢業論文答辯的“樸實無華”。

　　一笑而過還是嚴肅以待

　　既然畢業答辯更具儀式性，對于研究生“答而不辯”的現象是一笑而過還是嚴肅以待？對此，不同學者的意見也出現分歧。

　　在李亮看來，研究生“答而不辯”的現象并不嚴重。學生培養質量首先應立足論文質量本身，答辯情況應放在第二位。

　　劉永謀也認為，對學生論文的質量把關，更重要的在于答辯前的論文匿名同行評審、論文查重、導師把關和其他培養環節，以及答辯后的學位論文修改環節。

　　喻海良也表示，無論如何，研究生培養應該始終堅持一個底線，即論文一定要達標。教師也要堅守道德和學術底線，不能放水。否則將不利于師生乃至學校的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2021年的統計公報，當年全國研究生招生117.7萬人，畢業生77.3萬人。對此，多位專家指出，當前我國雖已是教育大國，但還不是強國。

　　在彭真明看來，“答而不辯”隱含著教育方面的深層次問題。如教學理念方面偏重于傳授知識技能，缺少思維的習慣、方法、體系、創新以及深度、廣度上的培養；學生在學習方式上過分注重有標準答案的考試和分數，不太注重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導致其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

　　對此，他建議首先將學生培養是否達標與畢業嚴格掛鉤，倒逼學生認真做研究，高質量完成畢業論文，才有敢辯的底氣。同時，答辯組也應鼓勵學生持不同觀點，允許有爭議。不以學生觀點與答辯組老師是否一致，判斷研究本身的質量是否合格。

　　在王長智看來，“答而不辯”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五四運動時，我們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其中，‘賽先生’所指并非單純、具體的科學門類，還包括科學精神，也就是在學術上平等、敢于挑戰權威的質疑精神。如此‘后浪推前浪’，學術就是這樣進步的。”他說，不敢質疑就很難有新的發現和創新。

　　王長智直言，當前導致“答而不辯”的機理問題非常復雜，且彼此間相互牽扯、關聯，不是一個“外科手術”可以解決的，但也要正視這一發展中的問題。近20年來，我國科研發展迅猛，未來應該在進一步發展中解決類似問題。

　　文雙春認為，“答而不辯”的背后，說明現在的研究生不敢質疑別人，也不敢質疑自己。在他看來，培養和塑造科學精神，不能只盯著發表論文，而要把提高研究能力貫穿于研究生培養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