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學風建設須制度與機制創新

　　在報上看到一位大學校長談學風建設，非常認真地去拜讀，讀過之后，卻相當失望。整篇文章除了羅列從網上查到的有關“學風”的概念以外，主要是在介紹自己學校所組織的活動，但我們想知道的是，校長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具體的長效機制建設何在？

　　教育部對學風建設的提倡，至少可以從2004年的杭州會議算起，筆者也有幸躬逢其盛。然而，差不多十年過去了，現在的高校學風很難說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這也提醒我們，如果不觸及真正的問題，沒有長遠的眼光，沒有對大學本質的深刻認知，更進一步說，沒有實質性的制度和機制創新，學風建設只能是一句空話。

　　從現有大學體制看，學風建設首先取決于政風建設。因為在大學中，行政部門處于強勢地位，而且還有愈來愈強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自上而下的改變，就顯得非常重要。政風建設，不僅是一個服務意識增加的問題，關鍵是要將整個行政體制與大學根本上的育人以及學術追求任務相協調。

　　現在的問題是，大學行政部門仿佛也在調整和改變，但大部分的“動作”都是在外圍徘徊。“動作”的設計者很少考慮“動作”背后所含的理念和文化背景，以及“動作”在執行過程中是否適合本校的實際情況。結果，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不僅是國外大學行之有效的舉措在中國大學里變了味兒，而且大學之間的相互模仿、競逐，也往往弄巧成拙，行之不遠。

　　“大部制”改革就是一例。這個在國外高校并非普遍采用的體制，因為個別高校的引入和實施而在國內時興一時。其實，“大部制”本意是促進學科整合和交叉的，在國外行政化不強的大學環境中，它的正面價值比較容易凸顯，但在中國的大學，情況就完全兩樣。以行政方式構建的“學部”成了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下屬的學院仍舊各自為政。這種典型的疊床架屋，不僅沒有促進學科整合和交叉，反而違背了大學改革最需要遵循的行政機構精簡的初衷。

　　大學中的行政機構過于臃腫，不止會增加行政成本和開支，過多行政人員對學術行為的干涉和參與，其實也讓學術行為所固有的學術性被沖淡。像當下各大學的獎項申報、課題申請以及各類稱號的取得，都成了“眾人抬轎”。而且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規律，即級別越低的高校，抬轎的人越多，有的高校為一個全國性的獎項、一個國家級重點一類的課題或全國性的稱號，會傾全校之力，志在必得，得之卻非人人光榮。這種讓單純的學術演化為一種變相的廣告包裝，學校里怎么可能培養或者形成一種樸實單純、積極向上的學風？

　　政風建設的根本是體制和機制建設，而體制和機制建設的原則是限制權力。而要限制行政權力首先需要明確行政權力的邊界。以筆者在“985工程”的大學和“211工程”的大學學習和工作的經驗看，前者在行政管理上較之后者要寬松一些，學者的自主空間、學者的權利也要略大一些。當然，與之相應的是，前者總體的學術水平也明顯高于后者。這也說明，將行政權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對于大學的學術發展是有利的。那么，這個范圍的邊界在哪里呢？以筆者之見，就在于行政權力不能干涉學術權力。具體地說，就是行政權力只有在學者需要時，才應該起作用，而不是隨意地干涉，或者越俎代庖，居高臨下，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學術實際貶為附庸或者工具。

　　現如今，在大學里工作三十年的教師與校長零距離接觸的可能性也許一次都沒有，二級學院院長可以劈頭蓋臉地謾罵博士畢業的青年教師的情況屢見不鮮，不僅是為政者的個人素質問題，而且還牽涉到一個機制不健全的問題。沒有相應的機制保障，并且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考核，這類情況還可能經常發生。

　　其實，大學是最適合實行協商民主的地方。如果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認知的大學乃一個權力之外的“公共空間”在當下中國大學踐行起來還有些超前的話，那么，領導與教師、教師與學生坐下來，舉行若干次圓桌會議，討論自己學校的發展方向，憧憬一下未來的愿景，總還是可以做到的。連這一點起碼的東西都做不到，那么談學風建設如何屢有起色，如何碩果累累，如何影響深遠，又有什么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