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扭轉“重科研輕教學”難點在哪

　　 日前，《中國青年報》以《湖北職稱評審開啃“唯論文論”硬骨頭》為題，報道了湖北省首次在省內高校推行職稱分類評審，構建多元化復合型評價體系的消息。（《中國青年報》2015年2月9日）這個報道最引人矚目之處自然是在職稱評定中設立“教學為主型”崗位。

　　近兩年來，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政策傾向受各方詬病，教育管理部門和一些大學也在壓力之下出臺了許多鼓勵教學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像加大國家級和省級教學評獎的力度、在校內設立教學類的巨獎等，都是表演性大于實質的，它們并沒有改變目下課程教學日益疲軟的整體態勢。湖北省教育廳出臺的職稱評審中教師分類的政策，確實部分地照顧到了大學的實際，但同樣的政策在某些有評定職稱自主權的“985工程”高校已經實施了差不多二十年。可是發展到今天，它們仍然在“重科研、輕教學”的不歸路上快步行進。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青年報》的“編者按”斷言類似政策是“最可行的改革路徑”，實在有點過于樂觀了。

　　應該說，“教學為主型”崗位的設立只是部分解決了基礎課和公共課教師評職稱難的問題，但距離徹底扭轉大學“重科研、輕教學”的局面還相當遠。

　　因為一方面在大學中，教師教學水平的高低是很難形成統一標準的，這或許牽涉到人性的弱點。我們在大學教書的人都知道，沒有哪位老師覺得自己的教學水平差。話說得順溜兒的人，喜歡強調講課是一門表達或表演藝術；而話說不清楚的人，喜歡說講課關鍵要樸實無華，內容才是第一位的。這種難以理喻的現象也使與教學有關的獎項失去了說服力。

　　簡單評判教師教學水平的方法當然有，比如以學生評分高低為依據。但是，不同年級學生對待評教的態度不同，本科生與研究生的要求也不一樣。簡言之，學生的衡量標準往往也是無法統一的。舉一個例子。歷史學家顧頡剛先后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他的學生回憶說，顧先生的課講得非常好，其依據之一是顧先生寫板書，每次下課鈴聲響起正好寫完一個小節。但我們知道，顧頡剛先生講課是從頭到尾地背身寫板書的，歷史課這么個講法，從講授的角度看，無論如何都算不上精彩。

　　從另一方面看，大學里的絕大部分教師是專業教師，即所謂“教學與科研并重型”。從崗位設置的原則來說，他們天然地要在科研與教學中尋求平衡。然而，現實中這個平衡根本無法保持。既然教學水平的高低不易評判，能夠找到的評判標準只有課時的多少。因此，只要是按時上課，不遲到、早退，即便是保持無所用心的狀態，也可以合格。但科研則不同，現在既有刊物級別的要求，又有課題級別的要求，還要加上獲獎的級別，要符合這一系列要求，非花費更多的精力不可。因此，專業教師雖號稱“教學與科研并重”，但天平向后者傾斜是必然的。

　　現在，扭轉“重科研、輕教學”局面的意見有兩個矯枉過正的傾向。一個是只講教學，不講科研，其理由似乎很充分——大學首先是教育機構；另一個是主張將科研強的教師變成專職從事研究工作的研究員，其理由是發揮此類教師的特長。

　　前者牽涉到大學的分類。對一些高職類或教學為主的學校，的確是不需要以論文來論英雄。全民寫論文，只能是炒冷飯、抄襲或變相抄襲，這種虛假繁榮，不僅不能提高國家科研的整體水平，反而是劣幣驅良幣，進而影響國家的形象。因此，對大學進行科學分類似乎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后者之所以也屬矯枉過正，是因為至少在大學中科研與課堂教學是無法截然分開的。課堂教學在大學教學中的主體地位，源自它的功能。這個功能首先是著眼于一個“面”，即在更廣的面上，通過最新科研成果的融入來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在整體水平提高的基礎上，選拔出最有潛力的學生。我們應該樹立一個理念：沒有最新科研成果支撐的課堂教學就談不上培養創新意識和科學精神。

　　扭轉“重科研、輕教學”局面的關鍵在于管理部門的思想意識。簡單地說，就是要將管理思維轉變成服務意識。有網友說，解決“重科研、輕教學”問題最容易的方法是提高課時費。這個說法雖然過于直接，卻觸及了改革的重點。取消各種名目的教學項目和各級的教學評獎，將這部分經費投入到教學過程之中，使所有從事教學的教師真正受益，并且將教學服務制度化，尊重教師的教學權利，讓教師重新掌握教學的話語權，才可能提高其承擔教學任務的積極性，進而才談得上從根本上扭轉“重科研、輕教學”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