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誰來決定研究生導師的命運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發布規定，要求本校任何導師每學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總數不得超過3名，隨后，清華大學也出臺政策，規定每位導師所帶的在讀博士研究生人數不能超過10名。在“博士大躍進”屢遭有識之士詬病后，兩所中國大學中的名校不約而同地限制博士生的招生人數，不失為先行表率，但問題顯然沒有那么簡單。
 
無論怎么說，限制博士和碩士生的招生規模意味著大學開始將培養的方式由單純追求數量的擴張向內涵增長和質量取勝上過渡，我們可以想出數十條理由為它的合理性辯護。但是，這之前的數量擴張的倡導者和實行者又是誰呢？換言之，同一批人做了不同的事，那么，一提倡“質量第一”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遮掩前些年大學研究生的過分擴張的缺失嗎？
 
也許有人會說，不同的時期需要不同的政策（事實上已經有人在這么說）。如果是前無古人的探索，這樣的理由是可以站得住腳的，但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中國大學的發展一直都是在步西方發達國家大學的后塵。有現實的榜樣和經驗在前，在借鑒的基礎上稍作調整，失誤就可以避免，可是我們的大學及相關管理部門卻要等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才以“新的改革措施”的名義彌補以前的不足。總是陷在這種無謂的循環之中而無力自拔，是不可能有新的、具有原創性的進步的。
 
筆者以為，研究生培養方式的改革，在于事先有個準確及明確的定位，不在于年限的長短，同樣也不在于一位導師能帶多少名研究生。前些年，如果不是相關管理部門和大學行政部門的政策鼓動，一位導師是不可能帶那么多研究生的。而現在，有關行政部門又開始限制導師的招生人數，并且采取無一例外的一刀切。在這場政策游戲中，最應該成為主導的研究生導師和最應該得益的研究生，卻成了左右為難的玩偶。
 
一項有關研究生培養的措施出臺至少應該需要有兩個“有利于”，即有利于導師，有利于研究生。但是，從有關行政部門的政策看，導師的自主權不僅體現不出來，學生是否真的能夠從中得益也未可知。
 
拿研究生一方來說。從理論上看，一位導師帶的研究生越少，每位研究生所得到直接指導的單位時間也就會越多。但是，現實的情況卻要復雜得多。如果相應的措施不得力，這類良好的愿望很可能就無法實現。前不久看到一所“985”工程重點大學剛剛試行的《研究生指導教師工作準則》，其中一條規定“導師每學期至少與研究生交流兩次”。換言之，導師只要每學期首尾各見自己的研究生一面，3年中跟學生見12次面，就算完成了指導任務。這樣的規定與其說是加強導師與研究生的交流，不如說是扼殺導師的積極性和責任感更合適。
 
引起人們爭議的《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聯合開展的一項調查中，有52.9%的人認為現在“讀研不值”。有那么多的被調查對象會認為多數導師不合格，也部分地反映出近些年各類大學不顧條件地過分擴張，不顧“內容”地注重“形式”的后果。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導師如果僅僅是行政部門認定的，他也只能為行政部門負責。他只要完成像上述的每學期與學生見兩次面的任務，就算合格了。當然，他如果能拿到項目、評上省市或國家級的等第不同的獎，還可以獲得校方額外的獎勵。這時候，導師只是被管理者，在大學里除了名家、“大腕”外，一般的導師的地位不比學生高多少。即使是名家、“大腕”，能自己招收看中的學生嗎？上世紀80年代尚傳出于光遠先生不管外語考試成績破格自主招收研究生的佳話，現在連這一點都幾乎成了絕唱。
 
對任何人來說，沒有權利就不可能產生責任感，也不可能產生積極性。如今大學里被學生公認的好導師，并非是“管理”出來的，他們大多是憑借自己的真才實學，自己對學術研究的赤誠，對學術傳承的關懷以及尚存的一點兒良心在那里培養研究生。但應該看到，能夠達到這種境界的畢竟只是少數具有高度自覺的人。導師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他所應有的自主權遲遲得不到落實，其結果只能是多數人都在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學任務。當大多數導師都懷著完成任務的心態工作時，研究生學術水平和綜合能力的提升只能成為夢想，而他們對自己的導師，乃至整個大學教育的失望度也會進一步地加深。